《汉语大词典》误释含"慕"词条举凡

"慕"本义为"仿效".<说义·心部>:"慕,习也."[2][219]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慕,犹模也,习也,爱而习玩模范之也.<史记>日:'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以其名为名,常模范之是也.'"     

汉代西南夷之"徙"及其去向

"徙"在<史记>、<汉书>中乃是作为西汉"西南夷"地区一个较重要的部族存在.但在记载东汉、魏晋"西南夷"史实的<后汉书>与<华阳国志>中,对"徙"这支人群却并无记载.目前学界有人认为,<华阳国志>中的"斯叟"与"徙"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即"斯叟"为"徙之遗种".文章通过对相关史籍关于"徙"的记载的梳理,着重探讨了"徙"与"斯叟"之间的关系,认为"斯叟"为"徙之遗种"的认识缺乏史实依据,同时对"徙"这支人群的去向及这一认识的缘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谈"刑"说"罚"

<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所作,当矣."文中所说的皋陶(音gāyāo)是舜的臣子,掌管刑法.<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命令说:"皋陶,蛮夷猾夏(侵乱中原),寇贼奸轨(由内为奸,外起为轨),汝作士(即后世的大理卿,管司法的官),五刑有服."可见,我国有记载的"刑",在舜时已经有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刑,罚罪也.从‘刀'‘井’.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论老庄的"自然"——兼论中国哲学"自然"思想的发生与展开

"自然"及由此经营出的思索,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阐明老庄的自然、王充的<论衡>中的自然、魏晋玄学的自然,就能保证中国的"自然"不只局限在中国思想史的内部,而能够更好的展开和发展,成为一个有建设性意义的问题.     

简论卢仝诗的"怪"趣

卢仝是中唐"韩孟诗派"的重要代表,其诗歌之"怪"表现最为突出,以致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专门命其诗为"卢仝体".可见追异求怪虽然是"韩孟诗派"共同的审美追求,但卢仝诗歌之"怪"却自具面目,具体表现在意象怪、诗境怪、用语怪三个方面.     

关于秦汉"啬夫"两个问题的探讨

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资料中,"啬夫"两个字频频出现.通过对简牍中"县啬夫"职能的分析,发现其主要负责赋税、粮食生产、工官制造、土木建设、徭役征发等方面的工作,而"县令"作为一县的行政长官历来久远,有官吏任免、军事方面的责任,"县凿夫"却没有相关的责任.因此,可以认为"县啬夫"不是县令,而是职位比县令低的一县大小事务的总管;另外<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载的"有秩啬夫"是一乡官,不应分开为"有秩"、"啬夫".     

《红楼梦》是所谓的"史书"吗? --评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

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前些年轰动一时,其最根本的观点是:<红楼梦>隐写了"一部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史书".霍氏姐弟赖以立论的,主要有四大概念--"野史"、"史公"、"<春秋>微词"和"史家曲笔",但是他们根本漠视这些概念的文学意蕴,对其做了错误的理解.因此,<红楼解梦>建立在这些错误理解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追求"有效",须从"起点"出发

"有效",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能实现预期目的:有效果".<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指出:所谓"有效",主要是指通过教师在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学生所获得的具体进步和发展.教学的起点是根据学生的学习起点确定的,是建立在课前对学生发展现状的分析和发展可能的预测之上的.     

《红楼梦》后四十回论——驳胡适"狗尾续貂"说

新红学以来最大的公案,当数胡适提出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狗尾续貂"论.然而胡适所示证据漏洞百出.仔细辨析文本,则足可证明作为科场高手的高鹗,根本不可能完成后四十回那样伟大的悲剧性文学作品的全部写作.高鹗对于<红楼梦>的贡献,应该主要是做了必要的编辑工作,至于其"所补"入的少量文字,实在是<红楼梦>中令人难以忍受的"恶瘤".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从历史散文的嬗变看《史记》的四栖形态

综观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轨迹,我们发现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四种要素在其间起伏消长,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核心化或边缘化的地位.先秦历史散文的叙事态度主要表现为经学性或史学性的,到了<史记>文学质素强化,史学意识自觉化,哲学精神核心化,经学层面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开创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一个时代.     

陇东、陕西的牛文化、乞巧风俗与“牛女”传说

《牛郎织女》的产生跟周、秦民族的交融密不可分,《史记·秦本纪》、秦简和汉末魏初的《三辅黄图》都说明这一点,现存于西安附近的西汉牵牛织女石像更是证据。庾信《尉迟氏墓志铭》中的织女庙当在西安至陇东、南一带。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牵牛（牛郎）、织女的祠庙、纪念地被遗忘或变为同董永故事相关的祠庙。从陇东的乞巧风俗看,牛女传说和相关风俗在这一带长久流传,陕西很多县的乞巧风俗同陇东的相近。古代陇右、陕西中部一带的诗人也都有大量的咏七夕和牵牛织女的作品。     

论《史记》的喜剧美

《史记》是一部融悲剧与喜剧艺术于一炉的伟大著作。《史记》所以蕴含丰富的喜剧美 ,与其所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喜剧色彩有关 ,也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关 ,还与司马迁本人的哲人气质和他所采用的“春秋笔法”有关。司马迁以幽默笔法塑造肯定性喜剧人物 ,记述了他们的风趣谈吐和诙谐故事 ,对“滑稽俳优”人物的描绘尤其精彩 ;他还用讽刺笔法塑造否定性喜剧人物 ,展示了一些贵族的丑恶面目。     

李白形象的另一种解读——谈《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的李白形象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文中,用通俗小说的手法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与正史记载严谨简约的笔法不同,冯梦龙更多采用"因文生事"的笔法,用亦真亦幻的笔墨来塑造李白。其文结合众多传说故事,写实的成分居少,想象、夸张的成分居多,将李白的人生经历展示得淋漓尽致,使广大读者对李白有了另一种解读。而像冯梦龙这样的晚明士人,在精神气质及科举仕途上也多少与李白有某些相通之处:既追求精神超越的愉悦,也追求世俗的物质享受;既狂狷、旷达,又善于"玩味"生活。因此在创作这篇小说时,他便以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创作心理来塑造李白形象。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泰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关于《史记·五宗世家》之"河间献王"事迹疏证

本文透过文献比对,重新审视前汉淮南王案,对司马迁撰《淮南王传》提出质疑,进而否定此种可能性。认为该传的真正作者应该是楚元王后人刘德、刘向,并深入结合楚元王一系在前汉武帝、昭帝及宣帝时的政治处境,对他们撰成《淮南王传》的动机和心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也梳理其经学的倾向和学术的特征。     

《史记》标点研究史简论

文章简要论述了自汉朝以来,历代学者对《史记》标点的研究状况。对于《史记》中出现及使用的标点符号进行依照时段的研究阶段划分,并对古今的标点研究史作出较为详细的阐释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