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性”——现代汉语诗学的文本分析

新文学运动的初步成功以及白话文合法地位的确立,使得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理性诗学文本大量涌现。合理的结构、完整的内容、恰切的论据、清晰的描述,以及定义、比较、推论等方法的具体运用,是"理性文本"的基本特征;现代汉语诗学理性文本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体现了现代汉语文学批评家的主观感受与印象的"感性文本"的大规模减少。随着现代汉语诗学的发展,理性文本与感性文本在总文本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理性文本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就是在被感性文本作为最后据点的诗歌批评和研究领域,也逐步被理性文本所蚕食。这一过程潜在地反映了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话语地位的变化与转换。     

文本功能对应用翻译的策略主导

应用翻译是一种实用性强而又注重"以内容为中心"的翻译文体,其体裁大多可归属于纽马克(Newmark)界定的"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它具有该类型文本的所有功能特性.翻译实践表明,应用翻译中文本功能与翻译策略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诺德(Nord)与组马克(Newmark)的翻译研究对应用翻译有着"纲举目张"的指导作用.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各自的文本功能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与文学翻译不尽一致,因而应用翻译中以文本功能来确定翻译策略切实可行.     

文本语境与复义

"文本语境"的内涵除了"上下文"之外,还曾被瑞恰兹和巴赫金分别加以语义层面和话语层面的拓展,形成了另外两种更具广阔内涵的文本语境。三种文本语境都具有复义功能,为文学文本创造并保留复义。上下文的文本语境通过语词之间的语义交感,在语词的概念意义之外重组出新的整体意义,构成文学文本的基本意义;语义层面深邃而广阔的文本语境,以引入新信息的方式为解读意义提供更多可能,使文本意义呈现出复杂的复义状态;话语层面的文本语境,由语境和话语的多重性实现复义的创造,使某一话语在周围各种话语所构成的不同语境的折射中呈现不同的意义。     

"杂语":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方式

"杂语"话语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方式,包括"原文型"、"音译型"、"汉英并列型"三种样式.当时一些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并表明了赞成或反对的态度;"杂语"方式展示了话语主体的西学背景,显示了其文化身份的优越感,使西方诗学话语和话语方式迅速地普及开来,加速了中西诗学的沟通与融合;"杂语"至"纯语"的转换,意味着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的话语霸权,妨碍了古代汉语诗学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理论难题.     

《左传》如何可信?——以早期文本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记载为例

《左传》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叙事详细而生动。近年来出土子犯编钟铭文为重要的青铜文本,其铭文明确记载“五月丁未”为城濮之战胜利后,向周襄王献楚俘的日期,与《春秋》《左传》的时间互相印证;竹书文本《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成王为城濮之行》对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史实发生的时间都有简明记载,与《左传》相关记载互补互证,但由于有的学者对《左传》所用历法不是很明确,时间与事件似乎不相配,进而怀疑《左传》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左传》杂用夏、殷、周三种历法,但在晋文公“主夏盟”之前主要通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殷正,这在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的时间记载上有充分验证。时间是编年史的灵魂,这些早期文本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研究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叙事时间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早期书写文本的重大价值,同时对《左传》成书及可信度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中西方诗学文本理论之比较

中西方诗学均有着丰富的有关文本的理论。二者对文本的认识也是从对要素的观照入手的。中国古代诗学认为,文本由言、象、意、道四大要素构成,并呈现着言→象→意→道的逻辑关系;西方古代诗学受亚里士多德悲剧六成分说的影响,特别强调情节和性格对文本的构成作用,并因前者的积淀和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叙事学理论,由后者形成了典型理论。在文本的结构层次面上,中国古代诗学受“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文本的有机整体论;西方诗学受主客体对立的哲学观的影响,多主张非有机的整体论。在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层面上,中国古代诗学更为流行“文由心生”的作者决定论和“意在言外”的读者决定论;西方传统诗学则流行读者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只是到了２０世纪,西方诗学中的文本地位才发生了重大文化,即文本不再是社会、读者和作者的派生物,而是自足和独立的存在。相比之下,２０世纪的中国诗学则缺少原创性,近乎“失语”。     

论宋代诗学的文本倾向及其蕴涵的文学经典意识

中国古典诗学从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逐渐自觉的演进期;唐代到北宋,诗学以诗歌创作理论研究为主。自北宋始,宋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困境,有了向前代优秀创作学习的诉求,诗学显露出文本转向的端倪,这种文本转向的倾向在南宋得以加强。随着诗学的文本倾向逐步加强,宋人论诗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也逐渐突显出来。     

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学分类方法与意义

重视文本研究是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基础,从文本学的意义上对毛泽东研究的"文本资源群"进行必要的细化分类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入性文本",即可直接入手研究的毛泽东本人所写的"一手文献",根据其文本结构并借鉴文本学的相关理论范式,可以将其细分为"正式文本"、"生成性文本"与"拟文本"三大类;二是"旁引性文本",即可间接利用的"旁征博引"性文本,包括毛泽东传记、年谱以及中共党史和同时期党内重要领导人物的著作、回忆录等"二手文献",它为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重要参考。只有实现上述两类文本的综合利用,并在研究中更加自觉、规范地将"多元文本"有所区别、有所选择,才能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真实而丰满的思想肖像。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结构与性质

中国现代诗学在语言构成上与现代汉语的形成是一致的,它主要由古汉语中的经典概念和术语、现代白话和西方诗学话语及其言说方式构成。在性质上既不同于中国古代诗论,也不同于西方诗学。从语言学角度看,中国现代诗学存在二元对抗思维、诗学概念边界模糊、具有泛意识形态色彩等局限。     

中学、西学与东学——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与话语立场

由于代际与经历的不同,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呈现出复杂的知识结构,要么侧重“中学”,要么侧重“西学”,要么学贯中西,但在中学与西学的两极之外,还有关于日本的学问与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学问,我们称之为“东学”。中学、西学与东学的知识变奏,使得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也在理性、自由、激进、保守等不同话语立场的辩驳与冲撞中,将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演绎得淋漓尽致、丰富多彩。     

《毛诗序》学术话语权的形成及影响

《毛诗序》按照儒家话语模式对《诗经》进行阐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构成了儒家诗学的基本框架,影响中国文坛上千年。在此论述《毛诗序》学术话语权形成的原因及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骆驼祥子》话语结构的中英文比较

《骆驼祥子》汉英文本在话语组织上体现出较强的个性特征:汉语中由多个分句组成的话语片段,在英语中多分裂为不同的句子;汉语中以潜性的方式表达的某些成分,英语多用显性方式来表现;汉语多依照时间顺序的原则,平均排布语句,而英语常常以主次为原则,多将含主要信息的语句摆放在前以突出句子重心。     

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

多年来,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所展开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崛起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其中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不同于汉语本土的国别诗学研究,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学术目的,是为了把中国诗学准确地介绍给西方学者,也是为了使中国诗学走出单边的汉语学术语境,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必须把中国诗学汇通与整合到西方诗学体系中,以此使西方学者能够透过其熟悉的本土诗学理论作为沟通的路径和对话的窗口,来接受与研究中国诗学,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一种颇具相当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华裔族群的比较诗学研究所操用的是一种杂混的学术英语,其中浸润着来自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诸种信息,而对中国汉语学者来说,这些学术信息也成为中国学者步入西方诗学体系的路径与窗口。     

合谋话语: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方式

现代汉语诗学发展的头 2 0年 ,出现过多次合谋性的诗学事件 ,这些事件呈现出合谋话语方式的多种形态 :王敬轩事件的“双簧戏”形态、集体批评《日出》事件的“苦肉计”形态、胡适擅长的“内台叫好”形态、创造社与文研会的论战中表现出的“敌我合作”形态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方式 ,现代汉语诗学成功地推衍了自己的话语观念 ,合谋话语也由此成为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一种重要方式。     

经学管钥 异文渊薮：万希槐《十三经证异》探论

清儒万希槐撰《十三经证异》八十卷,将唐以前经史诸子、小学要籍、类书政典及汉魏六朝隋唐古注古疏中所引经典异文广搜博辑,逐经逐篇逐句排纂,并加按断考证。其引群书以证群经,囊括了本校、对校、他校、理校之法,而尤以他校为特色。该书兼具学术著作和工具书性质,征引宏富,体例详当,对异文的考订涉及本字借字、异字俗字、衍脱讹倒、古文今文及史料异同等诸多类型。这对于考察写本时代经典古本的面貌及流变,对经典文字校正和训诂阐释,对研究汉字形音义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汉英论说文语篇的修辞模式对比

为进一步检验Kaplan(1966)有关汉语(东方语言)与英语修辞模式差异的论断,我们进行了一项汉语和英语论说文语篇修辞模式的对比研究.该研究选取了千字左右的汉英论说文各八篇,按文章的话题相似性分成八组,对其主位推进程序、语义衔接、语段发展方式等一一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汉语和英语论说文语篇在上述方面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但两种语言中(尤其是汉语中)修辞模式的状况比Kaplan所认为的更复杂、多样.     

历史的解构与重构：泛化“封建”的话语分析

“封建”泛化与封建话语的形成有关。该话语构造了现代史学的知识空间、表征结构与作为进化的直线时间观，与《易经》为代表的民族史学思维格格不入，但却渗透于现代汉语变迁的整个历史过程，并取得能对中国文化进行诠释和支配的话语权。由此，用“封建”作为中国历史的断代词语，或者给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现象进行定性，都只是没有任何历史和文化根据的当代话语游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