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力飞腾逐大波”——访《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同志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作者姚雪垠同志。姚雪垠同志是一位六十七的老作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泡了半辈子,所走的道路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道路。”他强调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李自成》,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这个旧社会来的小说作家以新的艺术生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就有写《李自成》这部小说的念头,然而“空有兴趣而不能认真着手准备工作,不仅没有生活保证,而且首要原因是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征服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不明白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因此,他深有感慨地说:“倘若我用原来的思想感情和遵循原来的创作道路去写农民革命战争小说,必然是南辕北辙”,“纵然勉强能够写出一部历史     

文学地域叙事的历史、文化价值——“三言”闽地叙事初探

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的地域叙事为我们从小说文本反观地域风尚提供了可能性。"三言"中有多篇文章涉及闽地叙事,内容涵盖政治事件、民间传说、海上贸易、风俗地貌等,具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三言"的闽地叙事多叙离乱,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多用民间视角;对闽地原有民间故事的改写涉及海上贸易与倭患的历史图景;对民间传说的敷演与闽地风俗地貌相关,当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我们考察特定历史时期闽地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把“左拉方式”和“托尔斯泰方式”结合起来——三论茅盾小说的典型提炼

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茅盾引用一位英国批评家的话:“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然后说:“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①这里所说,只是写《蚀》时的情况。进入三十年代写《子夜》等作品时,茅盾实际上把“左拉方式”和“托尔斯泰方式”结合起来。就是说,他已经验了人生,有了一定的积累,但还不足以据此提炼《子夜》这样规模的大作品,为此又进一步去经验人生,作更充分的积累,然后进入创作过程。《子夜》就是这么产生的。     

传统民俗的地理因素与修辞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使得民俗修辞呈现出普遍性特征,这种特征具体表现在人民对自然的抗争、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和对不幸、不雅事件的委婉、曲折反映上.又因为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所以,表现各地人民生活、向往等的民俗修辞不可能不呈现出特殊性.比如,过春节是中华民族一年里最为隆重的节日,可是,不同地方的风俗,会有不同的修辞特色.春节期间,小孩摔碎了碗,山东泗水的风俗,小孩家的大人会说“岁岁平安”,“摔碎”的“碎”与“岁月”的“岁”同音;而湖北阳新的风俗,小孩家的大人则会说:“越打越发”,阳新人认为小孩把碗打破了,而“把碗打破了”的“打”同“发财”、“发达”的“发”同韵.再比如吃年饭,吃年饭是春节期间最为重要的一道程序.吃年饭时,上菜顺序不同,不同地方的风俗,也会有不     

现代民俗小说之成因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民俗与小说结缘这一文学现象 ,2 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从不同角度将其称为“乡土文学”、“地域文学”、“田园小说”、“乡镇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等。本文认为 ,“现代民俗小说”作为一个创作倾向术语 ,可以概括民俗与小说结缘这一文学现象 ,可以涵盖上述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 ,并在文学史上有其形成和发展的特定成因     

历史就是"历""史"--序应国斌同志的《杜修经访谈录》

一“历”“史”引来“任务”人类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历史性的事情都会产生历史的效应。昨天上午,我正在主持召开社科院党组会议,突然,社科院办公室的同志说:“常德有人找!”其时,也恰好一个问题刚研究完,我示意“休息”一下,就出来接待客人。客人自我介绍:“我是常德市党史委的应国斌。”凭着曾有一面之交的历史记忆,我随口笑着说:“你就是研究杜老的那位常德市党史委应国斌主任?”国斌同志有着历史工作者那固有的深沉,对我的微笑接待并没有微笑以报,只是紧接着严肃地说:“我写了一本《杜修经访谈录》,请你写个序言。”这下,我也跟着严…     

论许钦文的散文创作

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少作家走上文学道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冰心发表的处女作是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巴金写出第一部小说前就完成了散文集《海行杂记》,许钦文则说:“我在开始做小说以前,是写了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神奇·腐朽·神奇——试论阿城小说的语言艺术

一阿城说:“人都说‘化腐朽为神奇’,我想来个‘化神奇为腐朽’。我的小说那些人那些事,其实够奇的。可如果再往神上奇上写,反透出假来。我就诚心写得平淡,象说平常事平常话,想叫人看完一寻思,一怔,心想这人这事还真够奇的。正好达到神奇。”这可以说就是阿城的小说创作观。阿城和别的     

写真和失真——谈《李双双小传》《耕耘记》的得失及教训

李准同志是建国以来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他就“想写一些农村新人物,想在农村新人的精神面貌上,新的性格形成上,进行一些探索.”①他说:“我所以希望写,要写,是那些新品质新思想给我的教育和鼓舞.时代赋予了他们新的灵魂,时代使他们在新环境中跃然纸上.”②一九六○年发表的《李双双小传》和《耕耘记》,就是     

“新写实”派还是“细节写真”派

现在谈论“新写实”小说的越来越多,而且把这一批小说称之为“新写实”似乎也已成定论。不过,细究起来,这个定论实在是很成问题的。对这一批小说家和他们的小说,如刘恒、池莉、叶兆言、方方、刘震云、范小青等等,注意到他们的写实倾向并从理论上首先归纳为“回归”现实主义,我以为是从池莉的《烦恼人生》出来后开始的。后来这一类小说多起来,雷达的“回归”说不再被多数人所认同,遂有新写实的说法了。不过,有人对新写实小说的渊源推到了王安忆的《小鲍庄》,可见,新写实小说的说法其实和回归现实主义无大区别。     

“狂人”——鲁迅的影子

多年前初读《狂人日记》,茫然不解。后来读了一些解说性的文字,仍多不解之处。鲁迅自己说这篇小说是揭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罪恶的,可是看一些解说性文字,揭露家族制度一项似乎没有着落——在这篇小说中,是怎样揭露家族制度的呢?小说写:四千年历史每一页都是“吃人”两个字。所谓“吃人”自然不限于真地把人肉送到嘴里。吴虞写过《吃人与礼教》一文,意在为《狂人日记》作疏证,其中广泛搜罗历史上吃人肉的记载,于揭露礼教有意义,若以论小说,     

创作动机和灵感触发点——《伤逝》与鲁迅许广平的恋爱

1 看了副标题,有人会喊道;“这种说法,鲁迅生前就愤慨地否认了,你还来胡说八道什么呀!”是的,鲁迅在1926年12月29日给韦素园的信中.确有以下一段写得明明白白的文字:“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伤逝》是小说,小说是虚构的。说虚构的小说《伤逝》写的是鲁迅自己的事,当然要毫不含糊地予以否认的。如果承认了,不就等于说涓生就是鲁迅,而许广平分明还活着,而且还和鲁迅幸福地相爱着,于是推断.鲁迅生活中还有一位神秘的女士,曾经和鲁迅恋爱、同居,后又离异,终于死于无爱的人间。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然而却很可以被鲁迅的敌人用来中伤鲁迅,鲁迅的愤慨是有道理的。     

人总是从某一点上开始平庸的

一位多年不见的同窗,特意打电话来说:“我看了你那篇《人总是从某一点上开始杰出的》的文章,觉得你还可以写一篇《人也总是从某一点上开始平庸的》。”还说,“我就是从某一个点上开始平庸的。”我当然不好承认他“平庸”,连忙对他说:“是呀,当初你也是挺有理     

文化与小说——关于攀枝花小说创作状况的思考

攀枝花小说创作可分为民俗小说和都市小说两大类。民俗小说，因其作者脚踏着故乡的泥土，往往带着地域小说的特征，具有较丰厚的文化品味，但忽略典型地域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市小说，以反映“钢城文化”为优势和特点，少数作品注重写“人”，但尚未构成强劲的创作势头。     

数，不可貌相——《倒数的认识》教学谈

课始,我一言不发在黑板上写了“吴”字,学生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用惊奇的眼神看着我。接着,我在“吴”字的右边画一个“→”并写下了“吞”字,这下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笑了,感到很有意思。我又写了“呆”字,学生很快地说出了“杏”字,看来学生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开始讨论起来,争先恐后地说着:由→甲、士→干……课堂顿时热闹起来了。平息了课堂的骚动,转入正题。“同学们,在数学里也有这样特点的两个数。”我话还没有说完,就有几个“小机灵”抢着说出了“倒数”。我便在黑板的中上方写下了“倒数”,顺利地实现了由“倒字”到“倒数”的切…     

漫谈赵树理的小说《福贵》

赵树理说过,他写小说总是有感而发的。“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遭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①“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②同样的理由,赵树理写了《福贵》。福贵是一个被旧社会逼的流入下层社会的所谓“下等人”,不但地主阶级歧视他,而且连村里人也都说“他是一个招惹不得的坏家伙。”赵树理写这个小说的目的是:“那时,我们有     

“风俗史”研究与韩青的小说创作

阅读韩青的作品,我想到了巴尔扎克所使用的"风俗史"这个词.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说,他的小说所描写的是"历史家忘记了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只要严格摹写现实,一个作家可以成为或多或少忠实的、或多或少成功的、耐心的或勇敢的描绘人类典型的画家、讲述私生活戏剧的人、社会设备的考古学家、职业名册的编纂者、善恶的登记员."在他看来,文学的使命是广泛揭示现实的真实.我尤其喜欢"风俗史"这种说法.小说不只是记录事件、故事的,而是要记录和揭示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所具有的风俗、文化和人心.这些文化元素是长期形成的,是和人心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延续性和生命力.它们也给文学作品带来了不同于政治、历史的特殊的生命力.     

民俗对路遥小说创作的影响

区域民情风俗对路遥小说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区域民情风俗使创作主体成了这种区域文化的载体.二,区域民俗对作品内容施以影响.三,区域民俗对作品艺术形式也有重要影响.     

《铸剑》的独创意义——兼谈比较文学中的异中有同现象

《铸剑》写于1927年4月3日。这篇小说几乎是人们公认的“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历史小说。鲁迅自己也说:“我是只给铺排,没有改动。”对照《列异传》和《搜神记》中有关干将莫耶的记载,这篇小说确类一次扩写,它和《补天》《奔月》虽都属《故事新编》中早期创作,但和《补天》《奔月》确有不同,那就是从这篇小说字面上看不到直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