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管理背景下的基层社区社会舆情引导研究

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以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和重大损失,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方向和新命题,也对提升社会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特别是完善基层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微观基础和现实支撑,是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第一线,更是信息传播、舆情形成、舆论引导的最前沿。鉴于此,在深刻认识基层社区社会舆情传播具有场域全覆盖、途径多方位、方式宽领域等特殊形式基础上,全面把握基层社区社会舆情表现出的小散点特征、生活化特点和多样性特色,针对性做好基层社区社会舆情的“导向”“方向”“动向”“风向”“取向”等合理引导和有效应对工作,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在稳定社会心态、凝聚思想共识、服务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功能,为提升社会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营造良好社区舆情环境,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作用重大。     

基于多案例比较的“三社联动”社区韧性分析与优化

“三社联动”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在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呈现出了一定的治理效能。文章以疫情时期我国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管理机制创新为背景,以多个实践社区管理的“三社联动”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社工助推型”“政府主导型”“数字嵌入型”模式从稳健性、冗余性、连通性三个基本韧性属性进行案例分析和描述性解读,探讨得出三种模式均存在着韧性缺失困境,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即完善属地责任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重视数字技术运用与应急管理培训、促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     

乌鲁木齐基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应对措施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委市府高度重视基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有效地提升了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但许多薄弱环节的存在事实上影响了首府的长治久安。今后应着重从强化基层社区的公共危机预警预控能力建设、提高市民公共危机意识、建立高效应急救援队伍、加强沟通满足市民知情权等反面,加大工作力度。     

“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社区社会资本是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扬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交网络、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三方面,并通过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得以有效积累.“撤街强社”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举措之一,从权力整合、职能配置与机构重组三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构,有效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良性发展,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论社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区是一种地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的产生符合社会和谐发展的趋势,对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具有重要功能。新形势下我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对社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社区建设还存在着政府职能不到位、社区运行机制不协调、社区非营利组织发育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了社区的和谐发展。我党要从提高自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个高度推进社区建设,就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合理定位政府角色,明确社区工作重点,着力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发展模式,为党和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奠定更加和谐而坚实的社会基础。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北京农村社区防灾减灾问题浅析

农村防灾减灾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都有特殊重要性。社区是开展危机预防和应对的最基层管理组织,农村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和积极的意义。为构建系统的、可持续的防灾减灾体系,北京针对其自身的灾害风险类型及特点,在探析当前农村社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不足的同时,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启示,提出应明确农村社区灾害风险,健全灾害应急预案、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与培训、完善减灾基础设施,并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减灾活动,提高社区综合防御灾害能力。     

党建、自治、服务是创建实验区的三大法宝

如何“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增强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笔者认为必须要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不断深化社区治理服务实践,完善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整体提高,夯实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结构性与公共性二元视野下的“三社联动”模式及其完善——以杭州市为例

结构性与公共性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双重困境,由此形成社会治理理论中“社会管理派”和“社会重建派”的二元分野。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和基于公民能动的社会自治两者之间的互动衔接也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内容。社区作为政府纵向科层制管理结构和社会横向开放系统的交点,是社会治理中结构性和公共性张力产生的主要场域,因此,构建有序、自治的社区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方式。2013年,杭州市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建设模式,通过“三社联动”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匹配机制,并以“三社联动”激活公共领域的协商互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启迪。     

推进社区建设不可回避五个问题

当前我们在推进社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对社区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做些深入思考。一是认识偏差,观念不统一。一些同志对社区建设知识了解不多,不能把握社区建设的实际内容,存在着“重硬件投入、轻体制创新”的观念,存在着摆样子、走过场的问题。当前在实践中主要存在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居委会干部应得到更多的尊重

笔者在城市基层社区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尊重社区居委会干部的现象,分别来自社会和所在地政府工作人员,前者多是认为居委会干部“拿钱不多,管闲事不少”,有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三社联动”模式探索

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精细化社会治理的改革意在重构社区治理架构,强化社区参与,以完善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保护机制为切入点。通过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三社联动”的个案研究不难发现,通过下沉基层社区治理平台,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联动平台建设。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优化策略探析——以南宁市为例

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以便及时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成为各级政府部门面临的日益重要的课题。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一案三制”,我国大多数城市应急管理体系仍存在缺乏常设应急管理机构、应急职能不明确、社会力量薄弱等不足,制约了我国城市应急管理的良好发展。南宁市通过应急联动系统的建设,对城市应急管理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对其它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社联动”助推实现基层社会“善治”

如何实现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的三者联动,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是近年来各地都在不断思考、孜孜以求,但又缺乏整体性安排的重大课题。为了把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促进社会组织激发活力,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独特功能,浙江省民政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即浙民基135号文件,就“三社联动”提出了一些颇具引领性和实践性的观点、举措。     

农村社区建设中社会动员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来自江西省9个村的实地调查

社会动员是引导村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有效途径,动员方法能够反映农村社区的结构性特质。通过对江西省9个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农村社区建设主要采用行政动员、项目动员、能人动员和自组织动员四种动员方法。同时发现社区社会动员存在社会动员思路不清晰;社会动员方法欠缺主次;动员能力弱、难以形成持续性的合力;动员结果停留于表象,难以促进村民的价值观以及社区结构的改变;社会动员欠制度化等问题。要提升农村社区的社会动员能力,应该理顺动员思路、加强动员的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培育多元动员主体、注重动员中共同文化观念的塑造。     

数智赋能社区应急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上海市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的案例分析

依托数智技术理顺社区应急治理内在机理并突破治理阈值,已成为社区应急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上海市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催生了以“大数据+网格化管理”为特征的社区应急治理新模式,充分利用当前数智化发展的有利契机,既从主体、空间、规则以及方式等维度重塑原有的社区应急治理结构,又将数智赋能落实到社区应急治理的全生命周期,集中体现为社区应急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响应以及应急恢复等动态接续的行动环节,切实保障社区应急治理全过程的高质量运行。因应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应急治理的双重路径,需加强顶层设计、畅通多元参与、保障信息安全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机制建设。     

“五型”社会组织成了社区发展的引擎

“大力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推动社区建设发展”,已成为目前全国各地探索社区治理的一项主要工作。基层社会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弥补了传统居民自治的一些功能性缺陷。但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助推社区建设更快更好发展,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社区建设是国家管理社会生活、群众管理杜会生活和社会管理社会生活的有效载体和管理形式,融国家行政权力、社会参与和城市基层群众主体能力为一体。没有国家行政,社区建设不可能成为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因此而无力实现促进社区变迁、推动社会进步的总目标;没有社会参与、居民当家,则难以走出社会生活国家化的老路子,难以实现“社会事社会办”,“大家事大家办”的城市社会发展目标。民政部是职能部门,其他部门必须紧密配合,共同推进社区建设工作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