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夫论》引用经书问题研究

《潜夫论》对经书内容引用很多.在引用方式上主要有明引和暗引两种,也存在只引经书名称或具体篇章名称而不引文句内容的情况.《潜夫论》对不同经书内容的关注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兼顾今古文经,体现了东汉中后期今古文经融合的发展趋势.《潜夫论》对经书的引用是汉代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同王符的“明道、征圣、宗经”的儒家学术观有着直接关系,是王符对儒家经典的一种理解和诠释.对《潜夫论》引经书内容的分析既突出了王符的学术特点,也再次表明了经今古文问题的复杂性.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     

评《王符思想研究》

范晔《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合传,首先考察他们共同的批判性和创造性。198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符思想研究》(简称《王》),是论王节信的第一本专著。作者王步贵在《前言》指出:魏征、韩愈、杜甫等异口同声,颂赞王符及其《潜夫论》,清代刘熙载《艺概》褒扬他醇厚如董仲舒。王符是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常被称为王安定,他的字“节信”甚契合原名。     

论王符的人性思想

清人汪继培序《潜夫论》称:王氏“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认为王符之学虽杂法家刑名,基本格调却属儒家一派,这一评语较为公允地说明了王符思想的学派性。王符的人性思想就是有力的证明。但他的人性思想又不是简单地重复孔子以来儒学家的说     

简论康熙天人感应中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地主阶级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观点,即“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命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天人感应,认为和人一样,“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与人同,“天人一也。”天不但有心有情,而且能干预人事,能赏罚善恶,降灾或降福于人。人的思念和行为亦可以感应上天。从哲学角度看来,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论是粗浅的神学天道观,它是     

《史记》西汉史中天命神怪思想初探

在《史记》所叙的西汉史中,有大量天命神怪思想。其表现形式可分为四类:君权神授论、祥瑞灾异谴告说、因果报应及相面说。其形成原因主要为:“天人感应”理论氛围的熏陶、对刘氏盛世王朝的礼赞、遭遇李陵之祸的心理影响以及司马迁史官思维方式的习惯。其中,“天人感应”理论是天命神怪思想的总体原因。     

王符思想研究的新视野

主持人语:这里发表的三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就是新视野、新领域、新角度,一句话,都具有新意,更具有当代价值。《潜夫论》之于《周易》,王符在其书中,大量引证《周易》以论说自己的思想观点。高新民先生在其《〈潜夫论〉易学思想探论》中指出:“《潜夫     

王符评传序

《后汉书》以王充、王符、仲长统同传,三人都是特立独行之士,都是具有远见深识的进步思想家。王充著《论衡》,以疾虚妄为宗旨,批判了当时关于天人感应的种种迷信;仲长传著《昌言》,深研“理乱”之故;王符著《谮夫论》,畅论当时的风政得失。王符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有明锐的观察,进行了深切的揭示。如论当时(后汉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以《潜夫论》和《春秋繁露》为分析对象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王符针对东汉后期政经情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批判对象,提出了自己的天人新义.由于对天人关系理解的不同,王符和董仲舒对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也就有了本质的差别,和董仲舒的天命论式政权合法性的提法不同,王符提出了民心论式政权合法性的主张.同时,围绕天人关系以及政权合法性等问题的讨论,王符治道思想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异端平民色彩的倾向.     

略论王符的民本思想

王符,东汉中后期的进步思想家。在他所著的《潜夫论》一书中,民本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对王符的民本思想作以初步探讨: 一、“民为国基”和“君臣法令之功效于民”的基本理论 王符的民本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说:“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潜夫论·遏利》,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本政》)。乍看起来,这些言论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究其实质,乃是假天之威强调统治者必须按     

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历代思想家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天人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董仲舒的天人思想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并通过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使天人互相感应,使自然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王符法律思想初探

王符的深刻而丰富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和伦理上,而且反映在法律上.他所撰《潜夫论》一书,在十卷三十六篇当中,讲到法律的就有二十七篇之多,占了四分之三,而其中《断讼》、《述赦》、《考绩》等三篇,是专门讲法律的.因此,王符的法律思想,是《潜夫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与他的政治、经济、伦理思想密切相关。(一)王符的法律思想,是从立法的宗旨开始的。而其立法的宗旨是些什么呢?在他看来,是为了     

论白居易对"天人感应说"的突破--以《策林》为中心

白居易在《策林》中,表述了其旨归民生、人强胜天的哲学观。白氏的哲学观源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但却突破了“天人感应说”宗教神学目的论的框架,将其引向了社会学,从而使其哲学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和素朴的辩证唯物色彩。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宇宙形上学的发展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为本”，天人同类相感的“天人感应”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心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实质上仍是对先秦形而上学继承及发展后的产物，弥补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对宇宙形而上学论述的缺失，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首个形而上学理论体系。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粗疏的、不系统的,在董仲舒前早已流行,后者虽荒诞不经,但却成系统,体大思精,是由董仲舒创立的。董仲舒言“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天人感应”,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两者实际存有一种体用关系,“天人合一”是体,而“天人感应”则是用。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应命名为“天人合一”说,而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天人感应”说。     

王符易学简论

东汉后期，王符不仅在社会批判思潮中表现最突出，而且在易学领域也颇有成就。在《潜夫论》中，他曾借鉴、吸收《周易》和汉代易学成果，推出了自己的自然天道观，构筑了一个宇宙生成、万物起源的图式。在认定元气为宇宙本原的前提下，王符力主天道无为而人道有为，从而发展了《易传》自强不息的思想。本于《易传》太和、中正之说，王符提出了社会和谐乃至天人和谐的政治理念。他继承、发挥《易传》的重德精神和尚贤、养贤之说，呼吁最高统治者注重仁义德治，重民爱民，尊贤任能，改革时政，从而缓和并解除社会危机。在治《易》风格上，王符致力于务实崇本。这些都是对我国古代易学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王符思想浅识

王符是我国东汉时期的杰出思想家。他不肯苟合流秽,遭到冷落、排摈,退而著《潜夫论》。兹就个人阅读体会,略作几点粗疏的介绍。     

董仲舒法哲学体系新探

董仲舒建构了一套以天论为实证基础,以人论为中间环节,以王道论为价值指向,以天人感应论作保障的一套法哲学体系。他的天论实际上就是对封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描绘;他的人论就是对处于封建社会里的民众的伦理分析与道德要求;他的王道论实际上就是他所向往的封建国家的理想状态;他的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封建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董仲舒把这些现实世界的内容包裹在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的外衣之中,借助于神(天)在人们观念中的力量,熔铸成为具有强大功能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文化奠定了法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新考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人们常常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用语来概括和表述对天与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但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或命题则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事各顺改名，名各顺放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天人感应”一词也来源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按：指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应。”至于“天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