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及其解决对策

从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及失衡程度入手,对以往研究出生性别比失衡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反向影响出生性别比;地区间的农民纯收入、文盲人口比例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较大,并且通过与总和生育率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影响出生性别比.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对农村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托达罗模型

基于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针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对农村人口迁移影响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分别计算和分析了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和农村人口迁移,发现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求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强大动力;并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和农村人口迁移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对农村迁移人口数量的回归结果为正且显著,说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推动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力量.     

跨省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分析

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跨省人口迁移是缩小地区差距的力量。但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跨省人口迁移又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扩大地区差距。本文使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同时研究了跨省人口迁移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跨省人口迁移与迁入地经济发展之间的平均关联度高于与迁出地经济发展的平均关联度。这一结果意味着跨省人口迁移在现阶段是扩大地区差距的力量,因此,中央政府在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同时,应注重向欠发达地区提供偏向性的财政政策支持。     

收入差距与人口迁移——人口学视角的城市化动因研究

梳理历史的脉络,人口在区域和城乡间的流动,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革,既是改革进程和工业发展史,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理解人口迁移的内在需求和迁移规律,对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联动发展意义重大.传统观点认为城市化初期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城市化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文章运用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迁移进行流量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和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人口在城乡区域间的单向流动,即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农村流向城市,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迁移增速趋缓,呈倒U型关系,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从区域看,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这与中国人口迁移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的事实相吻合.     

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人口迁移能够影响区域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探究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指数正在逐年上升,但地区发展存在异质性和不均衡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发展较慢的格局;(2)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呈现中部、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趋势;(3)人口迁移不仅能够驱动本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应重视人口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口迁移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背后内涵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生育政策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虽然没有因果关系,但不同地区关于生育数量的不同规定间接地影响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地区差异。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影响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我国未来生育政策作出选择,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施加影响,从而达到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目的。     

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社会性别理论分析

国内已有的对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原因研究缺乏对成因背后运行机制的思考。只有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分析框架,才能对性别比异常的深层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比较清晰的解读。对策设想主要有“提升社会性别意识,构建性别和谐社会”等方面。     

湖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原因及对策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省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且地区、城乡、孩次间差异拉大。这一现象产生既有社会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现实的原因。综合治理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已刻不容缓。文章通过对湖南省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的分析，在强调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原则下，提出借鉴交通红绿灯电子监控的方法，发明监管B超性别鉴定的“电子眼”。     

农村居民对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认知——对湖北省8县（市）996名农村居民的实证调查

目前大多农村居民认识到出生性别选择行为是一种越轨行为,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尚处于比较模糊的认识状态,对国家实施出生性别控制政策的必要性认知上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对国家目前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认同状况也不容乐观,这势必会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政策的实施.因此,通过非制度化控制和制度化控制的有机结合,提高村民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认知,对充分落实计划生育、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政策和措施有重要意义.     

西部地区投资结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1996-2009年的数据分析

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就西部地区投资结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投资结构变化对区内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数量变动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影响,投资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内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在当前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大背 景下,通过政策合理引导投资流向,形成合理的投资主体结构和较优的投资行业结构,进而优化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进一步提高农村流动劳动力与投资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现状与前景分析

利用笔者已建立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至今仍留有战争创伤以及因战争和贫困导致的性别歧视一度增强的痕迹,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使人口性别结构日趋恶化,与此相反的是人口年龄结构有趋于改善的迹象。     

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南京人口迁移状况及原因分析

根据“五普”10％抽样调查统计数据,对南京20世纪90年代后期迁入现居住地人口的数量、速度、年龄、性别结构以及来源地、类别、迁移原因等进行了具体分析与评价,指出了大规模迁移人口对南京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供政府及有关部门做相关决策时的参考建议。     

Age and sex differentials in mortality during two nineteenth century population crises

The exceptionally detailed Finnish materials are used to examine age- and sex-specific mortal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during the country's last famine, the Great Famine of the 1860s. This is compared with another mortality crisis, the 1808–09 War.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cases when multiple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responsible for elevated mortality, the increases for different age categories were, by and large, proportional to the levels prevailing during normal times. However, excess mortality showed more variability for children. Furthermore, age- and sex-specific social behaviour (specifically large-scale temporary migration) during the crisis period shaped the age patterns and sex differentials in mortality.     

流动、融合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研究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具有区内流动率高于跨区流动、跨区流动性别比高于区内流动、经济性流动已占据主体地位等特点,形成了少数民族人口向非传统聚居区、汉族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双向流动"格局.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原因的分析发现,区内经济和资源压力大是基本原因,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区域落差大是直接原因,国家相关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是诱导因素.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不仅对地区人口分布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有利于加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测算——以陕西为例

采用队列要素法并运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年龄移算,预测了不引入人口迁移因素时2001-2050年间陕西省人口规模及结构;然后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在计算出年龄别净迁移率的基础上,预测了2001-2050年间陕西省人口规模及结构;最后采用总体法精算模型,运用陕西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关统计资料,测算出2001-2050年间陕西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规模。发现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后,陕西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明显缩小,在老龄化初期就出现了基金结余。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理问题探讨——以徐州市为例

徐州市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该市已持续多年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并具有偏高程度严重、持续时间较长和各孩次出生性别比都偏高的特征。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主要是偏紧生育政策挤压、现实生活需要以及违法应用现代医学技术和检测手段等原因所致。治理这种失衡应从提供政策和机制保障解决群众现实需要、调整监控重心、建立双向处罚制度、加强部门和区域协作、加大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和打击“两非”行为力度等方面寻求突破。     

韩国性别比失衡治理探析

韩国人口出生率在1962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快速下降,而出生性别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上升,出现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采取综合措施治理性别比失衡,目前其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下降到正常水平。梳理和总结韩国调整人口性别比的治理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人口流动进程中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范围内发生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是我国人口流动进程中产生的特殊婚姻迁移模式。其发生的机制复杂多样。从人口流动引发的选择结婚对象的空间范围发生的巨大变化、追求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得到年青人的普遍认同、外出务工经商的未婚青年男女正处在婚恋的最佳时期、农村女性婚姻自主意识增强、外出务工期间的艰难生存状态、性观念和性行为的逐步开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代交通与通讯的便捷、婚姻自由权和女性的权益得到保护、户籍制度变革等方面分析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