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中国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的非线性影响：基于PSTR的实证分析

作为中国经济政策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普惠金融旨在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对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诸多经济指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Sarma(2008)提出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测算了2005-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探究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产业结构偏离经济均衡状态的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2402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加强;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5914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加强。同时,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对东部、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无显著影响。此外,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革命的浪潮使得中国数字化技术和数字产业飞速发展。文章选取西部地区86个地级市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用核密度图分析地区城乡收入水平的空间分布与演进趋势,并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然后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后分高、低收入水平组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拉动城乡收入水平提升,且对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的作用更大,由此可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阶段加剧了碳排放。     

中国家庭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影响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合成了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家庭视角展示了中国家庭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总指数平均为0.575,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处于中上等水平。从需求层面看,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发展成效可观,传统银行账户服务和数字金融服务都还有较大推广空间,家庭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度明显较低,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任重道远。从供给层面看,社区层面的金融基础设施覆盖大致处于中等水平,依然需要重视提高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户、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年老家庭尤其是夹心层家庭,享受到的普惠金融水平明显较低。基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领先于大部分金砖国家,但是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影响方面,地区和家庭层面的证据均显示出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家庭层面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异质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并且更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普惠悖论的调查研究——基于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千村调查”

基于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对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农村互联网金融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各地区差异明显,显著存在互联网金融普惠悖论.基于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三指标体系量化各地互联网金融普惠度,东部发展最好,东北最差.基尼系数分解表明,互联网金融普惠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之间的差异,各区域内部的差异相对不大.Shapley值分解确定出对互联网金融普惠具有显著影响的各种因素,并分解得到了其对于互联网金融普惠差异的贡献度.整体上,农户自身仍是导致互联网金融普惠发展不均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农户的自我排斥.造成各区域内互联网金融普惠差异的根源还存在差别,东部的政府机构需身先士卒;中部的政府机构要加强公共设施的普及;西部的政府机构要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而东北的政府机构首要需留住人才.如此齐抓共管,才能逐步消除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普惠的悖论现象,进一步实现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     

执行时间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激励政策优化研究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国需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而激励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鉴于此，本文采用实物期权方法评价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分析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经济性，提出模型假设，接着构建并求解实物期权模型。为更直观地评价激励政策效果，本文利用最优执行条件求解项目预期执行时间和不同技术水平下的激励政策最优值。最后，以光伏发电项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目前，中国光伏产业还难以独立发展，仍需国家政策的支持，但现行或曾实施的光伏激励政策存在超额激励现象。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为鼓励投资者及时投资，政府需提高激励力度。③从政府支出、政策效果和技术影响三个角度综合分析，单项激励政策中上网电价政策效果最佳，但政府支出较高；价格补贴政策效果偏弱，但政府支出较低；与其他两项政策相比，成本补偿政策效果较差。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

基于中国2011-2020年省级数据，研究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性呈动态上升趋势，空间分布存在“东高、中西低”的特征；两者协同发展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且在共同富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协同驱动效果；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在两者协调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在其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双向联动，充分发挥两者的“协同推进”效应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手段。     

考虑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电动汽车充电策略研究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而具有波动性出力特征的可再生能源大量增长会对电网平稳运行带来挑战；同时，随着电动汽车快速发展，大量电动汽车接入电网，也具有危害电网安全运行的风险。因此，如何统筹考虑可再生能源出力特征和电动汽车充电特征，设计相关政策机制实现电动汽车发展和光伏发电发展的有机结合是本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基于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和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出行特征数据，通过集中控制与电价策略两种控制手段研究了如何优化电动汽车充电行为、平滑电网负荷；并进一步分析了电动汽车充电负荷如何与分布式光伏出力相协同。研究结果显示：合理价差的分时电价策略对调控电动汽车充电行为、促进分布式光伏发电消纳具有重要作用；但过高价差的分时电价策略，则会对充电进行“过度优化”,不利于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消纳。此外，基于智能电网的智能充电技术集中控制手段，可以有效促进电网的削峰填谷，并且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促进作用要优于分时电价的实施效果。     

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及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空间动态演进及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速度均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且其离散程度均有扩大的趋向;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俱乐部效应,即使在考虑空间滞后的条件下依然存在;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经济规模、人口密度、传统信贷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因素。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数字技术驱动金融的高质量供给，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其中信贷业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老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经济效应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超高频数据下金融市场持续期序列模型述评

鉴于针对超高频数据统计建模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相同时间间隔数据统计建模的不足,而且有助洞悉金融市场微观结构,近年来,对金融市场超高频数据的研究已成为金融计量学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本文总结了近十年来超高频数据下金融市场持续期序列建模及其参数估计方法的发展及主要成果,对这些持续期模型及其参数估计方法进行了比较,并指出现在和未来该研究领域研究所面临的主要课题。     

政府刺激性投资政策下中小微企业银税互动设计及其投融资决策

银税互动是中国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金融创新。文章在政府刺激投资政策(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下研究银税互动设计与中小微企业投融资问题，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并运用资产定价理论和动态规划理论解析地得到了企业各未定权益价值以及企业决策结果。通过静态比较分析，文章发现与税收减免政策相比较，财政补贴的企业投资加速，破产风险较低，企业价值较高，对应银行紧缩的信贷政策。在债务融资结构方面，企业一般选择银税互动融资。但是，对于财政补贴政策而言，在较稳定的金融环境下，企业会选择银税互动和民间借贷混合的融资方式。此外，文章从企业基本面角度发现，对于波动率较低的企业，银行应采取宽松的信贷政策；对于波动率较高的企业，银行应采取紧缩的信贷政策。最后，从企业和政府角度均发现，在政府政策中财政补贴可能占优。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质量：带有资源环境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深入认识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二者的关系,是科学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证据都十分有限。本文从绿色金融研究的理论脉络入手,构建了带有资源环境约束和金融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自然资源的“公共物品问题”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偏离最优水平,而绿色金融机构能够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改善经济增长路径,降低稳态中的环境损害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基于理论模型,本文使用2005年至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活动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证据有力地支持了理论模型的推论。据此,本文指出,发展绿色金融的核心是“绿化”金融机构的运营理念和投资决策,从改善经济体的资源配置状况入手,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此外,本文的理论模型将绿色金融的研究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也为绿色金融的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     

一般均衡理论视角下绿色金融的减排效应研究：从模型构建到实证检验

绿色金融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代目标下,科学、严谨地回答这一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将经典理论与最新前沿相结合,提出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帮助碳减排的理论假说。构建带有碳排放约束并内生减排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技术进步实现碳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提供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影响,指出支持技术创新是绿色金融发挥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而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注重金融资源的实际用途,有效支持减排技术更新,比单纯限制高排放行业的金融资源获取更加有效。同时,理论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最优规模。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依然需要注重统筹规划,避免金融“过绿”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金融集聚如何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时空双固定的SPDM与PT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金融集聚从资本支持、资源效率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贡献日益凸显，而这种影响的空间效应有多强、范围有多大以及时空过程有何规律性，都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空间距离衰减与中间机制两大假说，利用中国2003-2014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与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考察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衰减边界，并对导致二者之间产生非线性关系的中间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溢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在300公里以内为负向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400-600公里则为正向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②在金融集聚、城市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三种机制调节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梯度式"增强的特征，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机制的介入过程中，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却是一个"先减后增"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     

基于相似日聚类和贝叶斯神经网络的光伏发电功率预测研究

光伏发电功率的预测是光伏发电规划和运行的基础,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文中提出了FCM相似日聚类与智能算法相结合的光伏阵列功率短期预测模型。该方法的思路是首先通过分析影响光伏阵列输出功率的主要因素,对历史数据与预测日气象环境进行模糊分类,并筛选出相似度高的子集作为样本,以提高预测样本的质量;然后通过神经网络映射出特征空间与光伏功率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用贝叶斯理论对神经网络参数进行优化,提高网络的泛化能力。为检验该方法的有效性和精确性,将所提出方法与常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同一仿真算例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预测模型效果更佳。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power grids against typhoons with data-driven spatial distributionally robust optim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increased frequency of natural hazards has led to more disruptions in power grids, potentially causing severe infrastructural damages and cascading failure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power system resilience be improved by implementing new technology and utilizing optimiz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proposes a data-driven spatial distributionally robust optimization (DS-DRO) model to provide an optimal plan to install and dispatch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DERs) against the uncertain impact of natural hazards such as typhoons. We adopt an accurate spatial model to evaluate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with regard to system components based on wind speed. We construct a moment-based ambiguity set of the failure distribu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typhoon data. A two-stage DS-DRO model is then formulated to obtain an optimal resilience enhancement strategy. We employ the combination of dual reformulation and a column-and-constraints generation algorithm, and showc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with a modified IEEE 13-node reliability test system projected in the Hong Kong region.     

燃煤机组退役与技术升级的减排及经济效益研究——基于鲁棒电源规划的方法

火电行业是中国推行节能减排战略所重点关注的行业之一。为了降低高污染燃煤机组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中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能源政策，鼓励淘汰高污染的燃煤机组或者对其进行超低排放改造的技术升级。本文研究了燃煤机组主动退役及超低排放改造升级的环境及经济的双重效益。基于电源投资规划鲁棒优化的方法，考虑了受不确定的环保税、超低排放机组上网电价的补贴及电能需求影响下的发电机组最优配置问题，构建了含两阶段决策的三层鲁棒优化模型。该模型是一类具有多个不确定场景耦合特征的大规模优化问题。为了求解的便利，采用列与约束生成（column and constraint generation，CCG）算法进行求解。算例分析结果显示，当考虑了燃煤机组主动退役及超低排放改造升级的决策时，本文构建模型所提供的最优电源结构方案能够有效地降低各类污染物的排放，同时提升发电企业的经济性。     

区域金融协同发展风险防范与金融审计应对策略

随着地方金融改革的深入,金融创新持续推进,区域金融协同发展过程中,金融风险呈现集聚效应。区域性金融风险突发性强,传导速度快,局部机构的经营恶化极有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此,现阶段亟需借助金融审计手段,发挥金融审计的预防、警示等作用,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识别、防范与化解,进而促进区域金融健康协同发展。     

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这种现象被亚诺什·科尔奈(Kornai,1986)称为“预算软约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预算软约束现象的根源。我们认为是政策性负担而不是所有制归属导致了此现象。本文的目的在于用中国工业企业的统计资料来检验政策性负担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以及其他竞争性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我们的假说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