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加坡的“选举民本权威主义”政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垄断政权,塑造了“选举民本权威主义”的合法性结构,这种合法性结构具有三重权威性：制度上的选举权威主义、理念上的民本权威主义和工具上的政绩权威主义,三者相互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起黏合作用的作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的具有东方色彩的民本权威主义,即民本权威主义来自于中国古代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是“好政府”和“法治”混合的产物.     

纲常名教与柏拉图主义——对陈寅恪、贺麟的“纲常理念说”的初步检讨

本文主要讨论了陈寅恪和贺麟对儒家纲纪学说的柏拉图主义阐释。首先,本文对余英时关于陈寅恪与儒家伦理之间关系的解读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他没有正确理解陈寅恪借助柏拉图主义所表明的在儒家纲纪学说上的立场;其次,本文分析了陈寅恪和贺麟的“纲常理念说”,判别了二者的异同,并进一步梳理了贺麟对儒家“三纲说”的柏拉图主义阐释的思路,指出其阐释的得失。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是谁误解了“三纲”?——答复李存山教授

李存山先生最近在批评笔者的文章中,为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三纲”观念辩护,即把“三纲”理解为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尽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认为它代表绝对的等级划分,让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于权威.本文在回应中说明“李文”对董仲舒、《白虎通》及汉儒存在误解,认为“三纲”思想在先秦儒家典籍里清晰可见,并非汉儒为了适应秦汉以后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而进行的新创;汉儒在强调谏诤方面与先秦儒学无别,其“三纲”思想不能理解为绝对服从或绝对尊卑.将“三纲”归因于汉儒,以为可以撇清一些历史问题,其实是撇不清的.     

“三纲”说的原始要义及其现代评价

传统“三纲”说实有两层意涵,其一是指三种伦理关系,其二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包涵了和合一体、主从有别的伦理指向,内蕴了各安其分、一本于义的内在要求。“三纲”作为三种伦理关系,其间存在一种“差序格局”。“三纲”的内在价值在于肯定人伦的重要性,强调人格主体应各安其位、各尽其道。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下的道德建设仍有其启示意义。我们应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五伦”说：建构和谐社会应当汲纳的历史资源

长期以来，无论扬谕还是贬斥，“五伦”说与“三纲”说都被并列论之。其实，“五伦”说与“三纲”说分别代表了中国伦常观念的两种不同传统，应予分梳。“五伦”说昭示的人际间双向互济关系，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儒家传统“礼”的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传统“礼”通常被用来教化个人修养、协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治理和服务国家统治。儒家传统“礼”不断接受洗礼,历经“礼”的萌芽与形成,“礼”的完善与宣扬,“礼”的传承与创新,其蕴含的进步思想对当今“治国理政”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从个人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公民优良品格提供了文化基石;从社会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当代和谐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从国家层面,儒家传统“礼”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要对儒家传统“礼”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到根植于民,坚持以文化人,培育民众优良品格;理路并举,坚定文化认同,推进社会和谐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文化”的民族主义：论现代儒家思想之“新开展”

［摘要］在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和意义危机背景下，儒家思想之“新开展”，不仅在于重建传统儒学的现代形态以推动儒学的再次发煌，而且还预设有建构民族国家的宏大考量，期待通过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实现民族的自我拯救和民族国家的复兴，表现出具体历史情境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关怀内涵和实践品格，同时也反映出现代新儒家道德主义历史文化观的局限性。     

传统儒家人—物役用关系的多元诠释及其现代价值——以“络马首，穿牛鼻”问题为中心

“络马首，穿牛鼻”是《庄子》表达其天人之思的基础问题。在儒家系统中，这一问题被转换为“服牛乘马”问题，其诠释过程呈现出思想发展的内在互动和多元演化。先秦两汉，儒家“圣人说”与“受命说”奠定了人—物关系的权威秩序，赋予人与马、牛役用关系的现实合理性。宋明时期，儒家“天理自合如此说”“用物之道说”建构出人—物役用关系的新论述，背后则是本体论、工夫论和价值论互嵌交织的深层结构。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汇碰撞，儒家开始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域重新审视自然与技术关系，“络马穿牛”问题背后的人—物役用关系亦被纳入其中进行反思与新诠。“络马穿牛”以及“服牛乘马”问题既是观察儒学及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重要视角，也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人文窗口。     

儒家社群主义文化与“东亚经济模式”

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与“性善”为本质的个人观,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群体观,群己合一、以群为重的群己观,“重德轻法”的治国观.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东亚地区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特质性,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差异,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经济模式”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基础.通过对“东亚经济模式”宏观层面的“政府主导”、微观层面的“宗法式企业制度”两个基本特征的历史考察,可以清晰地洞悉儒家社群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东亚经济模式”形成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探析

个体的政治心理是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产物。在继续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政治运动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农民政治心理特性。在此期间，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从总体上突出地表现为权威主义政治人格的“转化”、平均主义政治价值的“强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态度的“异化”这三大特征。     

论家长本位与“权威主义人格”——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分析

家长制的体现是在政治生活的序列中，人们由上而下拥有绝对权利而无相应的义务，由下而上只有绝对的义务而无相应的权利。作为中国特有的礼制秩序和伦理角色定位系统，五伦三纲对家长本位政治文化起了固化作用。家长的全能地位必然造就了国人的普遍“权威主义人格”特征。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它沿着文化濡化的经向继续一段甚至是较长一段惯性运动是可以想见的。但伴随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勃兴，它已去日不远     

从“内圣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论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动向

从“内圣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论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动向李翔海作为中国现代思潮的三大主流之一，现代新儒家从诞生至今已是人历三代、时逾７０多年。力图通过儒学的现代重建，重新恢复儒学在现代中国的的主导地位，这是现代新儒家几代人为之呕心呖血、努力奋斗的共同...     

当代中国文化心态的“爱憎症候群”

去年六月,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英文中国哲学季刊主编、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成中英先生来沪讲学。临行前,他对国内有些青年学者把他的观点误解为“新儒家”表示担忧,并希望我有机会替他澄清。近来,朱维铮先生在论文集《断裂与继承》的前言中,提到当前国内学术界的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李泽厚先生否认自己倾向于现代新儒家,但他强调儒学传统是中国文化心理的现实存在,强调儒家已侵入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等,这也被某些青年学者看作是转向新儒家的表现。     

元典主义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创造了后世士大夫无法彻 底摆脱其影响的原创性经典--元典.自春秋战国以来绵延两千余年的传统士大夫在元典精 神的影响下,形成了"言必称三代,文必据元典"把元典神圣化的元典主义.自从元典神圣 化以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便成为一种笼罩士人的普遍心理.在元典主义的统治下, 任何与元典精神相异的思想都被斥为"异端邪说","标新立异"也被视为"异端邪说"的 同义词.元典主义直接选择了它的文化模式儒家文化的一元化权威;以道德为中心的传统 文化;重义轻利,崇德尚力的理性文化等.这种元典主义在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和延 续性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首先,它束缚了知识分子创 造、求新的步伐;其次,元典主义造成中国近代文化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很大程度上阻碍了 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而缺少促成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与新陈代谢的新的 文化因素,而与文化的现代化失之交臂,使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步履维艰;最后,元典主义一 手树立的以儒家为独尊的一元文化权威,使近代文化转型缺乏可以互补的选择机制,使近代 文化转型走不出元典的"轴心"而转型不彻底.所以说中国的元典主义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失败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中体西用”的文化分析

“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试图缓解历史和价值冲突的理性抉择，它突破了以儒家过统为核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赋予其开拓的思想价值。     

简评“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尘嚣日上时出现的一种有影响的理论。针对某些人所鼓吹的新权威主义观点,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指明其实质是:确立“政治精英”的权威,以政治上的集权制推进市扬经济,进而实现多元的“民主政治”,这一理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在中国照搬西方的一整套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正逐渐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精神良药。“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视角，蕴含了与现代生态文明相吻合的自然观。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为典型表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诠释和剖析，阐述了“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的现代价值，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探析

个体的政治心理是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产物。在继续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政治运动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农民政治心理特性。在此期间,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从总体上突出地表现为权威主义政治人格的“转化”、平均主义政治价值的“强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态度的“异化”这三大特征。     

利玛窦《二十五言》的爱比克泰德思想——兼谈中西哲学比较何以可能

只有具备共同基础,中西哲学比较才是可能的。基督教曾借助斯多葛主义实现其在罗马帝国的本土化,利玛窦在其《二十五言》中亦将儒家学说理解为中国式的斯多葛主义,希望借助它来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二十五言》的基本素材源自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强调人的修身实践,关注如何实现人的主体自身。这与儒家关注的修身学说极为相似。利玛窦探求儒家、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的共同特征,旨在从儒家学说自身来证明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可能性。《二十五言》呈现了斯多葛主义和儒家学说在明末清初之际的历史交融,可谓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现实范例,为我们深入思考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性转化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