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成》、《世俘》与《利簋》看武王伐纣之年

根据《武成》、《世俘》月相日辰及《利簋》天象，通过求朔日的方法，得出武王伐纣于公元前１０４５年１２月９日出发、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克殷、２月２４日归周的结论。武王伐纣之年，是商、周年代的基点     

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志误

本文对王国维氏“月相四分”说作了全盘否定。首先从“霸”、“朏”的正确解说入手,纠正王氏将霸朏混一的误失,指出“生霸”、“死霸”非月相。其次就王氏引用的《武成》历日,考求出武王克商的具体年月日,揭示“月相四分”说之非。还针对王氏征引的十件铜器铭文,一一辨析,坐实铜器的绝对年代及铸造月日,昭明“月相四分”说无助于铜器断代。最后立足于月相定点,肯定张汝舟先生绍续俞樾之说,对月相名词作了全面的解释。     

“关于西周月相纪日法”补说

西周月相纪日法，是久未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该问题的正确解决，对西周年代的断定以至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对诸月相词语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进行了新的解释，有助于该问题的合理解决     

《月令》词语考释二则

《月令》是一篇重要的先秦文献,以往学者大都注意于从经学、礼制、民俗、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而忽视了语言研究。文章即尝试对《月令》中的两个词语“总至”与“鲜落”进行考释,纠正前人的词义误释和文献误校。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左传》“秦穆公遂霸西戎”之叙事与解释

秦穆公,为夷狄之君,所以名列春秋五霸者,原因有二：一,秦穆定晋之乱,成文之功,左右霸主,使中国再振。二,虽贪利违谏,千里袭郑;崤之战,为晋军所败,匹马只轮无返者,然穆公知错悔过,任贤增德,《左传》以为贤,遂称美之,曰“遂霸西戎”。晋文公在位,秦晋相善;文公即世,秦晋交恶,崤之战实为分界。其本末原委,《春秋》所书,可见端倪。《左传》诠释《春秋》,尤有相应之历史叙事,以见终始本末。除了以史传经外,《左传》颇以“君子曰”发表己见,以书法之解释传《春秋》,以简捷之判断传《春秋》,如《公羊传》《谷梁传》之以义传经者,《左传》亦多有之。《左传》传经之模式,“秦穆公遂霸西戎”之本末,其叙事与解释,已具体而微,可见一斑。     

星期与《星期万年历》

星期,是一种以七天为一周期循环连续纪日的制度。从出土的古代巴比伦文物来看,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古巴比伦人就把一个朔望月划分为四个部分,每部分差不多都是七天,这就是星期的雏型。在我国周代初期的典籍和金文里面,也可以看到以月相来定历法的记载。如王国维的《生霸死霸考》,就考证出周初把从朏到次朏间的一个月,分做四个部分,     

《说文》解“隰”有误——《诗经》“隰”字考释

《说文解字》云:“隰,阪下湿也。”考《诗经》共出现“隰”字26次,涉及15篇诗。据诗意可证,“隰”是山坡下的平地,可植树,可种庄稼,并不是山坡下的湿地。考历代研究《诗经》者对“隰”字的解释,均承《说文》之误而失当。遍查现行的各种字书,对     

白居易《长恨歌》"殷勤"一词解释之我见

“殷勤”是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即使是现代也还经常使用。由于各家选译选注唐诗宋词者很少对这一词语作注,而这一词语从古到今又有多种含义,从而造成一般读者对之很难准确理解。本文拟从“殷勤”一词的基本含义入手,探究其引申演变意义的脉络,弄清此词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含义及其对诗歌内容表达的作用,并结合诸家之注释加以辨析,以求得对该诗中“殷勤”一词的准确理解。一、“殷勤”一词古今含义的演变“殷勤“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什么?各家辞书解释不一,为了弄清它的发展脉络,有必要对各家之解释重新加以审视。在《说文解字》…     

《春秋公羊传》之三世

通过回溯《公羊传》里“三世异辞”的脉络，经由汉代董仲舒与何休等人的疏解，明确三世的要旨，从时间与义理两个层面重新把三世放回三统之中，以恢复三世说的本来面目。这一“恢复”有两重意义：一是澄清三世的含义，明了世与统的关联，拒绝以三世来独立描述《春秋》的历史时间；二是将三世重新放回三统之中，进化含义相应减轻，而三统中的承续意义便凸显。以三统观三世，旨在技术时代重新理解奉天法古之意，这对于重今天之“进步”而轻古今“承续”的现代思维有警醒作用。     

《玉篇残卷》等五种材料引《说文》研究

本文以近代回传中国的《玉篇残卷》及敦煌所出唐写本等材料引用《说文》条目与《说文》进行互勘.这些材料为清代许多校勘《说文》大家从未见及,故于校勘十分珍贵可证二徐之确者,亦可正二徐之误者,或解决前人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证《残卷》等引书之误.     

吕祖谦《左传》学中的王霸之辨

王安石承接孟子开启了以“心性”论王霸之肇端,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沿袭了这一诠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发为义利和名位之辨,吕祖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宋室南渡后的时势,以尊王攘夷之业渐进霸主,以期于王室衰弱时,有霸者出而重振王纲。透视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吕祖谦在王霸挟择上,偏向以内圣功夫为主要考量,这大致本于孟子,所以王道对其而言,正是一种“境界”论述。     

西周金文中月相相关名词研究情况及一些疑问

西周金文中的月相相关名词向来争议很大,许多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通过对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以更好地了解西周历法。并在此基础上对诸如霸、既的意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礼记》"月令"之"令"考辩

《汉语大词典》、《辞源》释“月令”“春令”“夏令”“冬令”所引例句皆出于《礼记·月令》。在《礼记·月令》中 ,这是一组意义相关的词语 ,其中的“令”都是“政令”之义。《汉语大词典》和《辞源》将“冬令”之“令”释为“政令” ,这与《礼记·月令》语境文义相吻合 ;而将“春令”“夏令”“秋令”之“令”释为“节令” ,这与“令”所处文本语境意义相悖。这两部辞书对这一组意义相关词语的解释未能充分顾及其含义上的相关性 ,因而释义前后抵牾 ,缺乏准确性。本文考察了《礼记·月令》的文本语境 ,并结合儒学“礼法自然”的思想观念 ,对上列词语中的“令”进行了考释。     

修订本《辞源》(三)注释商榷

书证乃证明词语释义之确,犹言“谓予不信,有书为证”。然旧《辞源》、旧《辞海》中皆有举书证而失注例,见其疏略。不意修订本《辞源》亦偶有此弊,某些典故已有特定含义,只述典而无注,失之。 濠濮闲想(p1864.3):“相传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又庄子钓于汉水(引文误,当作濮),却楚王之聘。后因以濠濮指高人寄身闲居之所。下举《晋书·范宁传》、《世说新语·言语》书证(略)。”     

《庄子·德充符》讲疏(上)

论曰：《人间世》篇虽已转向内心，但总体上说，还是相当注目于外部世界的，可以说，此篇内心、外在两个层面的阐述，其目的都在处理好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小心谨慎地防止受到伤害。而《德充符》篇就不一样了，它所写的人是已经受到伤害的，它所注目的是受到伤害以后如何生活的问题，它以“德”作为人生的支撑点，这同《人间世》“求无所可用”的意趣已大不一样。应该说《人间世》比之《养生主》，确是转向了内心的层面，但还不完全，至《德充符》方才完全转向内心，并以明德作为这种转向之深入化的内容。这是因为在《人间世》中，木材之木式…     

《商君书》语词杂考

《商君书》中有些词语具有特定含义,如“姦民”、“善民”、“良民”;有些词存在与否尚有争议,如“軍爵”、“公爵”;有些词语的训释存在歧异,如“越人”。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考释,认为“姦民”是指能与他人划清界限,不包庇罪犯的百姓;“善民”、“良民”是指无原则地“(?)其(?)”,不顾法令而相互包庇的百姓。《商君书》本无“軍爵”、“公爵”之分,“軍爵”、“公爵”之说当系误断。“越人”本指远人,非由越国人引申而来。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山鬼》考

关于《山鬼》 ,旧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山之精怪说” ,二是“鬼、神同意说” ,三是“托鬼言情说”。文章用大量事实指出了旧说之误 ,提出了“山鬼”系“山”之误的观点 ,并提出了山鬼为男性的主张 ,认为《山鬼》篇乃是通过女巫对山神相爱、相思、相怨的表演 ,而达到娱神的目的 ,以求得神灵之护佑。     

《尚书》议论技巧略论

《尚书》今存二十八篇。宋人真德秀以为,“《禹贡》、《顾命》乃记之祖。”细读《尚书》,又见《尧典》叙尧、舜事迹,《金縢》叙周公事迹,亦当归于“记”体。其余二十四篇,分属谟,训、诰、誓、命五类古文体。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曾阐述此五类文体的特点为:“陈其谟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