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禽之辨”在孟子思想中的轴心地位

历来注家认为,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内容代表了孟子的核心思想。"人禽之辨"是串联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思想内容的轴心线索,并从"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心性"思想、"人禽之辨"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圣人观"三方面来展开论述,以确证此具有思想价值上之意义合理性。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巧"在文道并进——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

朱熹用“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批评吕祖谦之学问“投机取巧”。学界关于“巧”具体何指,聚讼纷争,且莫衷一是。回归具体历史语境,吕祖谦之“巧妙”,主要在于其文章工夫,表现在其对文道并进的重视与修辞技法的推崇。此种“巧妙”的文章工夫,彰显了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为了实现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他建构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     

由“仁心”至“仁术”——王船山对《孟子·梁惠王上》的诠释及于宋明儒学之反省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诠释《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时,以孟子提及的“仁术”一词为线索,对于宋明儒学中关于王霸之辨的争论及心性义理的探究加以反省,并针对宋明儒学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的不足,对于儒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设想与展望。     

“王霸之辨”论析

孟子将“王道”解释为“以德服人”，将“霸道”解释为 “以力服人”，有一定的偏颇性。孟子以后，“贵王贱霸”思想长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本文还原 “三王”与“五霸”的真实历史，并列举了战国时期、两汉时期、唐代初中期、宋元时期、清初与晚清时期关于“王霸”或“德力”的讨论。今日我们对待“王道”与“霸道”问题，不能完全以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应借鉴汉代王充“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宋代陈亮“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元代赵汸“既尊德教，也尊实力”的政治思想主张。古代“王霸之辨”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体，单纯的“德教”政治思想路线或单纯的发展“实力”的政治路线，皆不可取，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明智的选择。     

黄宗羲的王霸义利之辨

黄宗羲的天理人欲之辨是其思想的核心。在此框架下,形成了他的王霸义利之辨和经史结合之学术倾向。一路探索下来,我们发现,尽管黄宗羲似乎带来了某种新的元素,他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反而是其继承者对他思想的误解和片面化,才演化成了他现今的"经世致用"者和近代启蒙者之形象。     

也谈吕祖谦的“仁者之勇”——与关长龙先生商榷

《贵耳集》所说吕祖谦“进书大”没有根据。吕祖谦编纂文献贯彻了吕学道统,是非鲜明。吕祖谦宗师二程,继承家学,总结历史,开始逾越“孔孟规模”,表现了“仁者之勇”。     

两宋道学各学派的形成及其对儒学的贡献

北宋时期,经过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铺垫,程颐、程颢在与王安石新学的互动中初步勾勒出早期道学的轮廓,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人进一步将道学推向了高潮.两宋道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圣之学,并将内圣作为外王之本,进一步致力于实现外王的理想,从而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论李斯的逐客之谏和黄犬之叹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极力铺陈秦国利用＂客卿＂的力量而逐渐强大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从而说服了秦王收回逐客令而留在秦国,并一步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李斯的人才观是狭隘的、利己的,所以导致了他悲惨的人生结局。作为秦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李斯深谙＂帝王之术＂,在使后人感受其＂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伟大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政治家的自私与险恶。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一桩公案.本文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变法铺平道路;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凸现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46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5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其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上执政书》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完整体现。这次条陈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全篇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试论欧阳修词与诗之关系

宋词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宋诗的影响和支持,这一点最早可以从欧阳修的词中看出。欧阳修是宋代第一个诗词兼擅的大词人,他的词和他的诗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二者在主体形象和理性精神的突出方面表现出深刻的联系,颇能说明宋词在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宋诗的影响。     

故国悲叹寄寓遥深--浅论蒋捷词作

蒋捷词作有时代的烙印,不管是伤春悲秋之作,还是咏物、写景之词都有浓郁的故国之思、哀怨之感。隐逸流亡之作则体现了高洁之志、人生之慨。艺术手法也围绕着特定时代的心情而展开,比兴寄托、对比抒情,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挚的身世之感。     

柳永《乐章集》用典说略

苏轼为宋词用典的开创者说由来已久 ,实则乃误。《乐章集》中大量的例证表明 ,柳永才是宋词用典的第一人。柳词用典 ,以事典为主 ,语典次之。其中 ,事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 ,语典则以化用六朝与唐代诗人的诗句为主。一词数典 ,一典数用 ,形成柳词用典艺术的一道风景线。柳词的大量用典 ,是其由俗变雅的一个重要标志 ,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苏颂与"三舍人议案"评析

宋代熙宁"三舍人议案"是一个震动朝野、风闻天下,影响至今的重大历史事件.苏颂坚持法制,违抗皇命的大无畏精神值得称赞;"三舍人议案"中关于选才用人的争论有许多经验应该总结,其对现在的干部提拔任用将有所裨益;<宋史>说苏颂"明哲保身","务循故事"也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