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

朝鲜文人李睟光在其《芝峰类说》中大量引用了明朝文人王世贞的诗学主张。本文从《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文献征引入手,从宗唐与抑宋、气格与诗法、论乐府三个方面,探察李啐光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藉此见出朝鲜文坛对明代诗学的接受,为研究明代中朝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朝鲜文人论袁宏道

明代后期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还很快传到了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文人各抒己见,以各种方式对其诗文、理论及其人品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有人认为其诗文理论俱佳,可比苏轼,为艺苑之豪杰;有人则认为其诗文俱无可称,是文坛流弊之源头,对中国和朝鲜的创作都有不良影响。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是对中国袁宏道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四库全书》与李朝后期的文坛动向

通过当时朝鲜知识文人和统治者对《四库全书》的不同认识和看法以及李朝后期文学创作和文体的变革,揭示《四库全书》给朝鲜文坛带来的巨大影响：当时朝鲜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统一文学思想,提倡使用纯正文古文体,但这一主张遭致朝鲜文人的反对和抵制。     

论汪道昆 汤显祖同时代的曲家论之一

16世纪后半,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成为当时文坛的主宰。李攀龙在1570年去世,次年汪道昆的《副墨》编集出版,汪道昆不在后七子之列,却被人称为同李、王三鼎足的大家。汪比王大一岁,李攀龙比他俩大十二、三岁。李、王从事文学活动较早,他们在文坛上成名在前,在官场上得意在后。文名成为他们仕进的铺垫。李攀龙官做到陕西提学副使,正四品,如果他不是去世较早,官位后来可能会更高。王世贞做到南京刑部尚书,正二品。这是正史列入《文苑传》的人在官阶上所能到达的顶点。汪道昆比王世贞大一岁,他的文名却比王世贞至少迟得二十年。他做大官在前,官位是他登上文坛的阶梯。后来他同     

杜牧诗文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及其影响——以李奎报为例

新罗末期高丽初期,朝鲜派遣了大量留唐学生,他们和出访的朝鲜使臣、使节与中国晚唐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最负盛名的杜牧也因此在朝鲜古代文坛中备受瞩目,其诗文在罗末丽初时期就已经流传到了朝鲜。根据掌握的史料来看,在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和创作手法三个主要方面,杜牧对李奎报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朝鲜文人词之先声——金克己词论析

金克己是朝鲜高丽朝著名文人,也是朝鲜高丽朝词史上有特殊意义的词人。从保存下来的他的四篇作品来看,他不但是把词从朝鲜宫廷引入到文人圈的第一人,还是朝鲜词山水传统的发起人之一,他的词作,反映了朝鲜文人初学作词的一些特点。     

论“后王世贞”时代的复古派领袖之争

明代复古派领袖王世贞晚年曾经指定"末五子"接替他执掌复古派。王世贞去世后,"末五子"中的胡应麟和李维桢成为接替复古派领袖的热门人选。两人是否能继承王世贞的衣钵,执掌晚明的复古派,学术界颇有争议。通过结合晚明文坛重视进士出身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李维桢最终担任了复古派领袖以及晚明的文坛盟主。李维桢对复古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指明了复古派在晚明的发展方向,引导复古派与公安、竟陵相抗衡,延缓了复古派在晚明的"颓势"。     

许筠《闲情录》与"世说体"小说

许筠为朝鲜朝中期著名文人学者,他从中国数十种典籍中摘抄相关内容编撰成<闲情录>一书.<闲情录>的编撰分为两个时期,在"闲情"这一主题下,采取以类相从的方式,共分为十六类目,主要记载文人士大夫事迹,是"世说体"文学的一种.中国的"世说体"小说虽然较多传入朝鲜,也为文人士夫所喜爱,但朝鲜文坛的"世说体"作品却唯有<闲情录>一部,这就更加突显了此书的价值,使其在中朝两国文学交流史及东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嘉定文人与明清之际文章学的演进

作为吴中文坛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嘉定文坛的士风、学风、文风等受到了归有光的深远影响。嘉定遗老宿儒坚守古学,以自身的文质兼备对抗王世贞等前后"七子""俗学"之弊,甚至反过来对王世贞后期文学观念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也促成了明清易代之际关键人物钱谦益的转变,使他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道路,思考并继承、发扬本地域优良传统。他不仅成为继承者,更努力凭借自己在政坛、文坛的影响集其大成,开宗立派。嘉定文坛代表的吴中地域传统,通过钱谦益的弘扬,逐渐体现出全国性的影响力,而这也是文章学在易代之际能大致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王世贞前期的文学思想

嘉靖后期,王世贞追求气高体正之美,试图为萎靡不振的文坛注入活力,但其创作却并未取得相应的成就,这是因为一、精神世界的封闭与贫乏,二、彻头彻尾的复古主张,三、重体貌、重形貌的审美眼光。评价王世贞早期的文学思想,应该考虑到他重审美的一面,也应看到他所陷入的误区。作为与羔暗现实纠葛较深的吴中才子,王世贞早期的文学思想中包含了一些矛盾因素,为后来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论何焯的王士诗歌研究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圭臬,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焯是清初考据学开风气的学者,开乾隆以来考订之风,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大量的批校本中,堪称评点大家,他对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主要保存在其所批校的《古诗选》及《渔洋精华录》中。何焯论王士禛诗重在揭示其诗作风格及其渊源所自,分析王士禛诗歌中集前人之大成的创作轨迹,从而对王士禛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时性认识。强调温柔敦厚是王士禛与何焯诗学思想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康熙盛世之治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     

试论清代王士祯的诗歌对朝鲜文人朴齐家的影响

本文从诗歌创作方面出发 ,通过比较分析 ,阐明了王士祯的诗歌对朝鲜文人朴齐家的影响 ,并指出朴齐家对王士祯诗歌积极、能动的接受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特色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宋诗风运动中的王嗣槐

康熙十七年拜谒冯溥对于王嗣槐来说意义非凡。冯溥的礼待与人格魅力、诗学影响以及受冯溥所托编选当代诗选,使王嗣槐产生整饬诗坛的动机。在冯溥的影响与鼓励下,王嗣槐开始大力提倡唐诗,反对时下盛行的宋诗风气;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经过反复斟酌,五年后终于向诗坛领军人物王士禛、王又旦申述观点,施加影响,而王士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重返唐诗道路。王嗣槐的诗学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冯溥对诗坛的影响,对他的诗学活动缘起、过程的考察使康熙年间诗歌史的路径更加清晰。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王世贞“格调”早晚两期比较研究

王世贞早年对格调的产生原因、“情、格、调”内涵都有清晰阐释。诗应抒写物理人情与君子性情、创建明朝盛世文学的高格正调,这一格调论主张,王世贞终生都未改变。但晚年又确有转变,追求“格降而博求其变”的平和老成风调。“变”与“不变”性质,是本质坚守格调不变,方法上变为深化与完善。王世贞重要问题的早晚年比较,为解决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提供了研究方法与实证内容。     

汉语名词可数性之辨

汉语名词的可数性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形态句法的语法分析、汉语名词不可数论、可数性的量词表征论和汉语名词可数性的认知解读。汉英语隶属不同语系,以印欧语系的可数性区别为标准,判断汉语名词可数性有一定局限性。从量词与名词共现特点区分汉语名词可数性有一定的积极性,但其句法判断标准将复杂的语言体系简单化。认知语法观从概念主体对现实世界的主观识解出发,探究认知对语言表征的影响,是汉语名词可数性的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可以用于解释汉英语中可数性的共性和差异。     

王士禛与江南遗民诗人群

清初诗人王士禛任扬州推官的五年,是他毕生政治、文学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性的第一步。在这五年中,他利用自己的家世背景、社会地位和文学才能,积极地结交在当时拥有舆论影响力的江南遗民群体。除了频繁地在扬州举行歌咏宴集外,还借公务之便拜访、结识苏、常二府和金陵的遗民诗人,以“布衣交”赢得遗民群体的普遍赞赏。通过出版、批评和提携后进,他逐步树立起文坛领袖的形象,为日后雄踞文坛盟主的地位积累了必要的声望。     

从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论王士祯的诗评意义

月泉吟社是规模最大,诗作最丰富的南宋遗民诗社,对月泉吟社竞赛诗作进行重新排名,是王士祯最重要的评诗活动。由于王士祯本人并未明说缘由,重新排名之举引起后人诸多的猜测。王士祯重新排名的原因既有家世的影响,也受＂神韵说＂诗学观的影响,还缘于王士祯本人对月泉吟社＂去时文气习＂革新理念的认可。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体现了王士祯强烈的领袖意识和革新思想,也暗合了他选诗实践的精神,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