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文体论”的形成及《芝峰类说》的文体意识

在朝鲜古代文论中，涉及“文体论”的内容．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体论”来说是比较欠缺的。从高丽中期直到朝鲜朝中期的李啐光的“文体论”，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李啐光的《芝峰类说》的“文章部”，明确地列出“文体”部分．对一些重要而常见的文体都有所介绍或论述。对《芝峰类说》体例上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的研究是李啐光“文体论”研究的前沿基础部分。     

尊唐：李晬光《芝峰类说》诗论的核心

李日卒光《芝峰类说》诗论的核心是尊唐,他不仅高度评价唐诗,以唐诗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而且把唐诗同宋诗、朝鲜诗作比较,进而肯定唐诗。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从文学到经学:荻生徂徕对王世贞的发现与接受

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荻生徂徕在中年时期接触到明代文学家李攀龙和王世贞的著作,受二人影响创立了古文辞学说.就荻生徂徕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接受而言,一方面受到其诗文观念的影响,编选《唐后诗》申明了取法盛唐的诗学主张,又编选《四家隽》确立了"修辞"与"尚法"的古文追求;另一方面也为其经学思想所启发,形成了政治色彩鲜明的经学观....     

朝鲜文人论王世贞

王世贞在朝鲜的影响很大,多数朝鲜文人赞誉了他的理论和创作,肯定了他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将他作为学习和比较的对象。也有人指责他的复古和模拟,甚至认为其对朝鲜文坛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些评论体现了朝鲜文人较高的鉴赏力和客观的批评态度,是对中国王世贞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李圭景《说文辨证说》探微

韩国朝鲜时代学者李圭景,在《说文辨证说》一文中,引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方以智的《通雅》、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明代陈大科的《说文异同》、赵宧光的《说文长笺》,以及清代王士祯的《汉简.跋》、方中履的《古今释疑》等,对《说文》研究的种种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辩证,同时介绍了赵宧光《说文长笺》传入韩国的情况。透过这篇文章,可以了解韩国朝鲜时代对《说文》的研究程度和研究水平。     

朝鲜诗家李睟光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朝鲜李睟光的诗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理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其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睟光的摘句批评和中国诗家的摘句批评共同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歌批评方式。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论朝鲜古代文人“江山之助”的诗学命题

"江山之助"不仅是中国古代的重要诗学命题,它同时也被朝鲜文人所接受,并用来诠释自然景物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对于朝鲜文人来说,"江山"对诗歌有着"补诗料"、"发诗情"、"养心气"的从外到内之助。同时,对于获得"江山之助"的途径,他们更加认同从"迁谪"中获得,这是源于对中国"迁谪"文人经历险难、游历后诗文精进现象的认知。     

《列朝诗集小传》的明诗批评及其用意

本文旨在讨论钱谦益于《列朝诗集小传》(以下简称《小传》)中,对于明代诗坛主要潮流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以及公安三袁、竟陵钟、谭的批评,并由此进一步探讨这些批评背后可能隐含的用意。全文共分两部分:《小传》对明代诗坛主要潮流的批评;《小传》臧否明代诗人的用意(或成书意图)。本文认为,钱氏通过《小传》的编撰,全面否定明代李、何、王、李及其追随者,并以此为标准,褒贬明代弘治以后诗人。通过这一褒贬,旨在削弱或消除四子及竟陵诗人的文学影响,从而增强自己在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诗律正脉：朝鲜朝中期诗律观——以梁庆遇《霁湖诗话》为中心

梁庆遇《霁湖诗话》是朝鲜朝中期诗话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在朝鲜文学史尤其是诗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霁湖诗话》以唐风为“千古正脉”,作诗强调“直溯真源”,为朝鲜朝中期诗风由宋转唐提供了诗学理论依据。《霁湖诗话》开朝鲜诗话专门进行诗律批评的先河,体现了朝鲜中期诗话的新特点,代表了朝鲜朝中期诗家追求“诗律正脉”的诗律观。《霁湖诗话》从诗体、平仄、押韵及诗律评点等几个方面展现了梁庆遇的诗律观,在体现崇唐态度的同时,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朝鲜文人作诗因不精音韵而疏于押韵的问题给出了行之有效的作诗之法。尤其是梁庆遇对待“通韵”的严格态度,标志着朝鲜朝中期诗家诗律观的一大进步。《霁湖诗话》的出现标志着朝鲜诗话从关注诗律进入到专论诗律的新阶段,在朝鲜诗话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历时五百余年（1392-1910）。当代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论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的论著，主要涉及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朝鲜时代《赤壁赋》的接受与“赤壁船游”研究、朝鲜时代的苏轼著述版本考证几个方面。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分别着眼于文人群体和文人个体的苏轼接受，贡献尤为突出。对于《赤壁赋》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年，2010年以来渐入佳境，因“赤壁船游”而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唱和诗文集，如《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韩国现存的苏轼作品集为数不少，大部分为朝鲜时代刊印，或直接从明清两朝引进。1985年以来，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一些版本介绍或文献考证的论文；2009年后，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研究主题也较为分散。     

儒家诗学批评与明代传奇

明代中期以后,文人们纷纷投身传奇戏曲创作。由于文人的身份首先是诗人,所以他们在文体上主动向诗靠拢,并以作诗的思维作曲,把"载道说""不平则鸣说""美刺说"等儒家诗学批评自然而然地移植进了戏曲中。明代传奇中的"载道说"强调传奇应发挥教化功能,这与明代独尊程朱的政策相适应;"不平则鸣说"体现了传奇作家科场不遂、人生艰难的苦闷心态;"美刺说"则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社会政治的腐朽和人心风俗的浇漓。     

高棅《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棅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吏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朝鲜古代诗人对陈师道诗学的接受与选择

朝鲜古代诗学对陈师道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高丽、李朝前期推崇宋诗，以“苏黄”指称江西诗派，对陈师道也表现出称颂和喜爱；李朝中后期，推崇唐诗反对宋诗，改以“黄陈”指称江西诗派，虽然承认其在宋诗中的地位，但反对其创作风格。朝鲜诗学还在次韵诗、诗人的性情和风格、琢炼等方面高度评价了陈师道，并在接受过程中体现了选择性。     

朝鲜诗家李睟光诗论的审美意蕴

朝鲜诗家李睟光以性情、气骨论诗歌的本质,以崇尚唐诗论诗歌的批评标准,以自然论诗歌的表现手法,以摘句评注论诗歌的批评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批评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八子百选》与《唐宋文醇》隐曲关系考

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曾在朝鲜、日本广为流行,朝鲜文人以之为必读的经典,熟悉者甚至可以集八大家语句为文。朝鲜正祖李祘非常重视《文钞》,《八子百选》即是他对《文钞》的再选。在编选过程中,朝鲜君臣关于篇目取舍的讨论体现了对八大家古文较深入的研究和对传统经典篇目的了解。《八子百选》选文总数仅为《唐宋文醇》的五分之一,但有三分之一篇目不同于《唐宋文醇》。李祘强调自己的选文“醇之又醇”,表现了对《唐宋文醇》的纠正,这是由朝鲜传统的“小中华”意识生发出的轻视满清文化、推崇明文化的情结。这一理念客观上推动了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传布,巩固并加强了东亚共同书面语言的稳定。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