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才思格调说辨析

王世贞《艺苑卮言》提出的“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一命题中，“才”包含狭义的才华、广义的才能二义。“思”从一个角度看包含情思、思力二义，从另一角度看包含自然思致和苦思二义。“调”包含声调、情调二义。”格”从学习古人作品角度看是规范之意，从生成意义上看是特点之意。由于这四个范畴的复杂性，这一命题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这一命题是王世贞．对文学(文章)创作的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一些基本的文学观念。     

李梦阳、王世贞复古“和而不同”摭谈

李梦阳崇儒排佛,倡导复古运动,希冀通过复“古文”以掌控“文权”,进而复“古道”以达“三代之治”,为此强调文学的政治诉求。王世贞早年也尊崇儒家思想,然晚年仕途受挫,转慕佛老,扬释道抑儒。信仰的转变使王世贞晚年改变了对“文权”的诉求,提出“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放弃了以诗文干政,其晚年诗文追求内心的恬淡和闲适,风格也以“自然”“自适”为宗。王世贞晚年的文学思想背离了七子派的复古精神,使七子派复古走向衰熄。     

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     

略论后七子派后期诗歌运动

万历初期 ,后七子派规模急剧膨胀 ,呈现短期中兴 ,发生界内新变。王世贞晚年学道逃禅 ,疏冷笔砚 ,推崇诗歌“性灵”。新安诗群、末五子构成派中两大新人群体 ,新安诗群之兴与徽州“商而士”世风和汪道昆的推毂关联尤为密切 ;末五子的屠隆、赵用贤追求“性灵”文学 ,其“自适己性”、“师心独运”诗观可称公安派诗论的同声前奏 ,李维桢、胡应麟虽擅长论诗 ,但保守色彩较重。后七子派随着王世贞、汪道昆的谢世走向衰落 ,复古中坚李维桢无法挽回诗歌复古运动的颓局     

沈德潜与其同调黄子云格调论诗学观辨析

格调论在清代乾隆时期最为盛行，沈德潜为其盟主，黄子云为其同调，两人互相呼应，在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人格与诗格之间的关系、拟古和新变、尊唐学宋、拟议变化等方面具有许多的相同点，但又各有特点。黄子云为清代格调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试析钱谦益的"弇州晚年定论"--兼及钱钟书对"定论"的评价

钱谦益反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除理论主张外,还独创"州晚年定论",揭示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晚年发生变化,进行自赎和改悔,反省和修正过去的观点,符合其"多历情变"的实际,也用来为自己的诗学理论张目。其中一字之异,将《归太仆像赞》中"久而始伤"的"始"改为"自",不能回避"舞文曲笔"之嫌,但与大体符实地"定论"相比,毕竟是次要的,以此将其文学理论说成"每不足信",是一种非事实求是的一偏之见。     

胡应麟的文学生涯及诗歌创作

胡应麟是明代后期一位多产的诗人。早年即显诗才;随父京居时的诗作未被格调束缚,不事雕琢;结交王世贞,其声名影响大增,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都取得很大进步;中年以后科举不顺、疾病缠身,加重了他诗歌的消极意蕴。他的诗主题略显单一,重在抒情言志,基调偏于消极;艺术上以写景见长,五言诗意境空灵,七言诗格调奔放,寻求古韵古调的乐府诗有时也颇具真情实感。     

明代格调论诗学“格”、“调”、“情”的内涵

格调论至少包括三方面的重要内容,即:格、调、情。它既求格,又始终突出强调调,并将调作为内在情感的外在显现,从而进一步揣摩声调与内在生命的关系,将格、调、情三者有机融合,构建起形式与内蕴之间的联系,使中国诗学的传统精神真正得以延续。     

明代格调论诗学“格”、“调”、“情”的内涵

格调论至少包括三方面的重要内容,即:"格"、"调"、"情".它既求"格",又始终突出强调"调",并将"调"作为内在情感的外在显现,从而进一步揣摩声调与内在生命的关系,将"格"、"调"、"情"三者有机融合,构建起形式与内蕴之间的联系,使中国诗学的传统精神真正得以延续.     

明代格调派的演变历程及其对意图说的否定

明代的格调派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初期推尊盛唐的高华,中期追步汉魏的高古,晚期融会诸说,作适当修正。以本色为依据的格调说属于审美诗学,其核心之一是反对“诗以意为上”。谢榛、王世贞等人认为艺术比意图更为重要;他们强调对瞬间感觉的捕捉,注重对事物的“直接处理”,旨在避免“涉于理路”。     

康有为晚年“天游化人”的人生状态与其书法创作

康有为晚年经历了从“入世”到“出世”,从“济人经世”到“天游化人”之人生状态的转变,他晚年追求“圣、仙、佛”的艺术格局,在书法创作中表现出“洗涤凡庸”、“不夹几许人间烟火”的精神境界。康有为晚年随着这种人生状态的转变和最后人格的完善,完成了“兼容篆、隶、碑、帖意味而圆融和谐,且大气雄浑,不失飞逸”的具有个性化的备美“康体”的创作。     

汤显祖与明代复古派文学思潮

汤显祖登上文坛之际正是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兴盛的时期,他与复古派的王世贞兄弟的矛盾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故意夸大。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其诗、文与戏曲理论差别较大。在戏曲理论与创作方面提出尊情观,对公安派有明显的影响;可诗学理论则受李、何格调派影响比较明显,与王世贞兄弟分歧甚小。汤显祖整体文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调和性。     

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明代复古主义诗学诸理论及发展

明代复古主义由祈向诗歌美学高境,而推崇汉唐,讲求格调,在展示独特理论魅力的同时,何景明重视才情,已对其先天弱点有所修正;而面对明中叶新思潮的挑战,王世贞吸收作家才思真情自我个性等方面的内涵,突破固有的理论局限;胡应麟发掘兴象风神等汉唐诗歌品质,补充体格声调理论之不足;许学夷突出从“体”的中偏正变的历史考察、尤其各种“变”的环节与样态中,探求和分辨诗歌本乎天成、形迹俱融、风神超迈的根本性质。从而使复古主义成为一种突出诗歌内在特性研究而又比较圆融的诗学理论。     

浅论邓小平晚年对待“学马列”的态度

晚年的邓小平认为学马列主义要“精”,只有实事求是最精;学马列要“管用”,只有发展生产力最管用。邓小平晚年深刻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信念更加坚定。     

论王世贞的文学批评

长期以来,“后七子”文学流派的集大成者王世贞,因为提出了文必秦汉和诗学“格调”说的文学主张,一直受到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的冷遇,并被简单地冠之以复古模拟派代表的称号。然而,要是注意到王世贞文学批评理论内在的意义和当时特定的文学氛围,注意到他的文学主张在明代波浪起伏的文学批评长河中所产生的影响,对他的评价,就会得出     

WTO体制下我国法治建设的“变”与不“变”

WTO体制下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许多“变”与“不变”,突出表现在法治建设应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变”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不变”;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变”与坚持为民、便民服务的思想观念的“不变”;各级司法机关按WTO规则和我国法律处理涉外案件的“变”和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的“不变”,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些“变”与“不变”,努力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     

论司空图晚年心态的内在冲突

“报国”与“退隐”的冲突，是唐末文人司空图晚年的心态。这一冲突是因其经世报国之心和建功立业之志与残酷的政治局势、社会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所导致的。司空图晚年的世界观以儒为主，兼修佛道，这同他的矛盾心态是一致的。信仰的复杂性决定了他思想的涵容性，他能在风云突变面前审时度势，其“怵于危亡”的表象掩盖着内质上韬光养晦的智慧。     

孙犁文章老变沉－论孙犁晚年散文的特色

从孙犁创作前后期变化的比较中对孙犁晚年散文进行微观研究,指出“冷、真、沉”是孙犁晚年散文的总体特征,进而分析孙犁晚年散文在思想艺术观念方面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原因,并从宏观上肯定了孙犁晚年散文的史学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