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治理结构

以上证180指数的成份公司为样本,运用方差分析,对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多元化程度不同的上市公司,领导权结构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存在显著差异,但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董事会和高管持股比例则不存在显著区别.     

公司治理环境、资产配置偏好与利益侵占

本文从资产结构视角将大股东资金侵占与投资行为问题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外部治理环境越好、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降低了大股东流动资产侵占的比例;投资水平、投资收益率越大抑制了大股东侵占流动资产的动机。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第一大持股比例与流动资产侵占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外部治理环境与流动资产侵占呈现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本文为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未来进一步深入探讨大股东代理问题。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双重委托代理下独立董事治理效应研究

为深入理解独立董事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治理功用,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理论借鉴,运用双重委托代理理论对独立董事治理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为监督CEO而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CEO会越不愿意与董事会共享公司内部信息,使得独立董事难以直接降低第1类代理成本;另一方面,为监督大股东侵占而必须进行的独立董事"独立化"有可能在抑制第2类代理问题的同时,削弱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诱发严重的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间接增加第1类代理成本。     

民营上市公司集团治理与终极控制人侵占效应分析

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2002-2004年的面板数据,针对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集团治理现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集团治理的各因素对终极控制人行为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在集团治理条件下,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增加,终极控制人采取具有侵占效应的行为的激励越强.而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能够对这一影响起到调节作用,其中,股权结构中的内部股东集团比例增加会强化侵占效应的激励;董事会结构中外部董事比例的增加会抑制终极控制人的侵占效应行为.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在对民营上市公司集团治理结构加强监管的同时,正确认识外部董事的作用、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并完善内部机制能够取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的决定因素研究

高管报酬的确定并非单纯的技术设计,而是与财务、公司治理机制密切相关的整体.以2002年～2004年深、沪两市的224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处理方式,实证检验企业绩效、治理机制与高管报酬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高管报酬正相关,内部股东比例与高管报酬正相关,外部董事比例与高管报酬负相关;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股东比例越大反而带来更高的高管报酬水平,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说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存在大股东对高管层的赎买行为;外部董事的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高管层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降低代理成本,表明董事会在民营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参与作用.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股价信息含量

股价信息含量决定因素研究是目前资本市场领域的实证研究热点,以2000年～2005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平衡面板教据模型的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因素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制度环境因素包括区域制度环境和双重上市两个方面,公司治理因素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治理会议、管理层激励和审计质量5个方面.实证结果表明,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市,股价信息含量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呈倒U型关系,双重上市、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股东与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显著负相关,两职合一和审计质量对股价信息含量没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时于如何提高证券市场股价信息含量和资源配置效率有较大的政策指导意义.     

基于策略信息传递的外部董事占优型董事会投资决策机制研究

以中央企业的董事会结构改革为背景,以外部董事占优型董事会为研究对象,基于策略信息传递博弈理论,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董事会的项目投资额决策进行建模,运用最优化方法和数值分析手段,探讨外部董事占优型董事会的投资决策机制和微观治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外部董事占优可在董事会的投资(尤其是大项目的投资)决策过程中起到监督制衡内部董事的作用；内部董事在信息揭示增加的期望利润能够弥补其私人利益损失时进行信息传递,从而促进外部董事监督职能的发挥和投资绩效的改善；提高外部董事的咨询职能和知情概率对内部董事的信息揭示有激励作用,而内部董事的代理成本和外部董事的监督成本对内部董事的信息揭示有抑制作用,进而制约外部董事的职能发挥.这些结论对于外部董事的选聘和配套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相关性研究——以深市制造业企业为例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运用2012年深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资产负债率与会计信息透明度负相关,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无限售条件股份、监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关系。提出改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建议。     

非线性单主元企业组织规模发展的突变点判定

本文简要阐述了突变现象的研究,探讨了突变的形式和突变点寻找所涉及的问题。通过对影响企业组织规模因素的讨论,给出了非线性企业组织规模的一般函数。探讨了非线性单主元企业组织规模函数的近似问题。结合例子,应用突变理论,就其折叠型、尖点型的突变判定进行了研究,并就突变点寻找的方法作了小结。     

我国企业盈余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EBO模型的我国上市公司实证数据

本文在运用EBO模型计算了不同企业不同年份终端隐含价值的基础上,对影响终端隐含价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预测期盈利能力、行业市场占有率、负债/资产比率、固定成本结构对终端隐含价值有显著正的影响,证明了代理理论适合我国国情,企业负债有利于企业盈利的长期可持续性;而企业规模、投资规模对终端隐含价值有显著负的影响,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待提高。     

关于我国企业竞争活动反应特性的相关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竞争活动特性的实证分析论证了竞争反应数量及竞争反应迟延与各竞争特性、企业性质以及部分行业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一项竞争活动影响竞争者的数量以及该活动对于竞争者的战略重要性与竞争反应数量和速度呈正相关关系;战略活动和高竞争执行条件与竞争反应数量和速度呈负相关关系,相反,战术活动和低竞争执行条件却与竞争反应数量和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对于竞争活动的反应无论从速度和数量上都低于私有企业。     

组织设计的主动性与合作性对企业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分析

高度扰动的环境诱导着企业组织设计进行适应性变化,组织设计的变化受知识共享需要的诱导,而且相关因素之间呈互补关系.当变化的环境促使企业组织设计变得更有利于提升各组成部分的主动性时,知识共享的需要同时也要求组织增加合作性的组织设计.论文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定,并利用问卷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假定进行了分析验证.最后,提出了方向性的制度供应模式.     

管理科学部2008年度基金项目绩效评估分析

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对277个资助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估.评估结果显示,管理科学部资助项目完成质量持续提高,青年科研工作者在科学基金项目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另外,在对不同类型项目、不同学科项目和不同依托单位项目的评估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其中的不足,结合管理科学部近年来项目受理与资助中的新变化,提出了改进建议.     

制造型企业市场导向执行模式及前因变量和绩效

考察了市场导向执行的具体模式,以及市场导向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和绩效。对227家制造型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MKTOR量表在中国制造业环境下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我国制造型企业市场导向的具体模式可以分为6种;不同模式市场导向下的产品创新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明显差异;市场导向的模式选择与内部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有关。     

Analysis of Exogenous Components of Mortality Risks

A new technique for deriving exogenous components of mortality risks from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has been developed. Each observed death rate D_ij (where i corresponds to calendar time (year or interval of years) and j denotes the number of corresponding age group) was represented as D_ij=A_j+B_iC_j, and unknown quantities A_j, B_i, and C_j were estimated by a special procedure using the least-squares principle.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do not exceed 10%. It is shown that the term A_j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endogenous and the second term B_iC_j as the exogenous components of the death rate. The aggregate of endogenous components A_j can be described by a regression func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Gompertz-Makeham law, A(τ) =γ+β· eατ, where γ, β, and α are constants, τ is age, AττAττA_j, and τ_j, is the value of age τ in jth age group.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for such a representation does not exceed 4%. An analysis of exogenous risk levels in the Moscow and Russian populations during 1980–1995 shows that since 1992 all components of exogenous risk in the Moscow population had been increasing up to 1994.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total level of exogenous risk was lethal diseases, and their death rate was 387 deaths per 100,000 persons in 1994, i.e., 61.9% of all deaths. The dynamics of exogenous mortality risk change during 1990–1994 in the Moscow population and in the Russian population without Moscow had been identical: the risk had been increasing, and its value in the Russian population had been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oscow population.     

Penta-Extensions of Hereditary Classes of Graphs

Penta is the configuration shown in figure 1(a), where continuous lines represent edges and dotted lines represent non-edges. The vertex u in figure 1(a) is called the center of Penta. A graph G is called a pentagraph if every induced subgraph H of G has a vertex v which is not a center of induced Penta in H. The class of pentagraphs is a common generalization of chordal [triangulated] graphs and Mahadev graphs. We construct a polynomial-time algorithm that either find a maximum stable set of G or concludes that G is not a pentagraph. We propose a method for extending α-polynomial hereditary classes based on induced Pentas.     

一个金融集聚动因的理论模型

因为金融服务业与其它产业有较大差异,所以传统的产业集聚模型并不适用于分析金融集聚.将金融服务业看作是特殊的产业,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引入空间的概念,建立体现金融服务业特性的两区域理论模型,以此来讨论金融集聚的产生动因和可持续性.通过建立金融集聚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地理因素所导致的机会成本、规模效益、金融服务产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和金融信息量是金融集聚的决定因素,并且产业集聚能够促进金融集聚的发生.同时提出两个区域由于地理因素所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加倍数的比值可作为衡量中心区域是否为信息中心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