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厚土水长流--论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空间

中国传统文论在理论文体及体貌风格、思维方式及批评方法、历史流变及思想力度等方面,均有着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鲜明的诗性特征西方文论建造的是结构谨严、层次明晰的理论大厦,中国文论营构的则是高天厚土水长流的诗性空间.中国传统文论诗性空间由以下三个纬度构成其一,由"体"(体裁之体与风格之体)所展现出来的高远的艺术境界;其二,"法"--植根于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及理论方法,揭示文化根基之深厚;其三,由前两者所铸成的传统文论诗性特征的恒久的生命力.高天厚土水长流,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是全球化时代中西文论平等对话的本土性资源及文化本位.     

从《文心雕龙》的“赞日”看刘勰对《诗经》传统的通变

《文心雕龙》每篇末尾的“赞曰”,均为押韵的四言八句,形式上独立于全篇,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这种形式与同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五言诗不同,它们直接师承《诗经》,也借鉴了《诗经》“比兴”的艺术手法,寓抽象于形象之中,生动地总结全文。对《诗经》的推崇背后蕴藏着刘勰自觉的文化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而《文心雕龙》赞语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源于诗性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质之所在。     

论老子直觉思维与诗性言说方式

为了研究老子的直觉思维、诗性言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之间的关系,运用文字和文献研究以及思想和文论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老子的直觉思维及其诗性话语表现,揭示了直觉思维特征和诗性言说方式在老子智慧中的紧密关系.结论为:直觉思维是老子诗性言说的内在诉求,而诗性言说则是其直觉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老子的诗性言说方式,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源头.     

建立中国文论如何可能——也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针对当下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产生的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的普遍忧虑,建立中国本土文论显得十分必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更是确立中西文论“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而关键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的同时使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本土化,应当对其进行“化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必然会对当下文论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     

《易经》思维方式的诗性品质

《易经》的思维方式极具诗性品质,是美学性质的。《易经》思维方式的诗性品质由以下三种特质构成：“类”性思维特质规定了《易经》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质,构建了《易经》思维方式诗性品质的总体框架;“象”性思维特质凸显了《易经》思维方式的唯象特征,生成了《易经》思维方式诗性品质的运思模式;“悟”性思维特质揭示了《易经》思维方式的心理机制,形成了《易经》思维方式诗性品质的心理特征。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的契合

形态的诗性化与内涵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古代文论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以人类原始思维和中国传统哲学建构为切入点,从自然审美与伦理判断的先天亲和性、人类早期艺术的功利主义本质、轴心时代诗性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用事与审美的统一等层次来寻找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相契合之民族特色的心理和历史渊源。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评吴建民博士的《中国古代诗学原理》

最近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吴建民博士的新作———《中国古代诗学原理》。这是一部系统整理古代诗学理论、建构中国古代诗学体系的学术专著 ,是作者经过近 2 0年的学术积累、思考、升华而撰成的呕心沥血之作。它在李壮鹰《中国诗学六论》和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的基础上 ,把中国古代诗学的体系化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为中国传统文论走向现代、服务现代、走向世界搭建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重“史”的优良传统 ,鉴古知今 ,审时度势 ,治学必先治史是古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古代学术的重“史”观念也渗透到古代…     

“批评文体研究”笔谈

主持人话语: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     

从《文心雕龙》的“赞曰”看刘勰对《诗经》传统的通变

<文心雕龙>每篇末尾的"赞曰",均为押韵的四言八句,形式上独立于全篇,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这种形式与同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五言诗不同,它们直接师承<诗经>,也借鉴了<诗经>"比兴"的艺术手法,寓抽象于形象之中,生动地总结全文.对<诗经>的推崇背后蕴藏着刘勰自觉的文化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而<文心雕龙>赞语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源于诗性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质之所在.     

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生态哲学观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将《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看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著作,关于《诗品》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其思想主旨和理论体系问题始终存在诸多争议。与其将《诗品》看成二十四种诗歌风格或意境的论述,不如将其看成是一种生态哲学之思的诗性表达。《诗品》所表达的生态哲学观可从三方面归纳:钟爱自然之“天人合一”自然观;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之整体自然观;少私寡欲、清新淡泊之生态人生观。《诗品》是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天人合一”之生态观是《诗品》贯之首尾的理论体系之枢纽,从生态视角重新审视其思想主旨有助于挖掘其思想价值。     

老、庄消解性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无中生有”的意义建构方式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要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必须首先清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的老、庄首先创造了一种消解（或曰解构）性话语系统;老、庄在对语言文字（或曰文本）的消解性解读中,建立起了“得意忘言”的话语模式;在对自我（人类）的消解性解读（或曰阐释）中,形成了“忘物”“忘己”、超越生命羁绊的诗意人生境界。消解性解读,正是道家思想的意义生长点,也正是这种消解（或曰解构）,形成了道家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这种话语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世情小说的江南性抒写

明清江南诗性文化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典范与中国诗性文化的代表,而成为中国几千年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其有着审美性、阴柔性、超越性的鲜明特征,而世情小说则是明清小说的主旋律,可谓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同时更是江南诗性文化的文学抒写与伟大结晶,其雅俗结合性、劝世性、审美性等等都是唐诗宋词所难以比肩的。     

“文气说”与“天人合一”

“文气”是我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产生和发展无不受古代哲学文化之“气”和“天人合一”的影响,经过历代哲学家、文论家的不断完善,终成独具特质的“文气说”     

试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务实态度 ,就是对之进行现代审视和现代阐释。如何阐释 ?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单纯谈古文论现代阐释的论著中 ,似尚难发现有宏观性质的基本方法论。于是本文由单纯对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专注 ,扩大到与之同源共性的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发现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 ,冯友兰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说 ,以及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说 ;虽然都是就中国文化哲学现代阐释提出来的基本方法论 ,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来说 ,同样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启示。本文就在这三大基本方法论的启示下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构想。     

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浦安迪等一批西方汉学家,打破了此前数十年中外学者共同的“以西律中”思维模式和“中国长篇小说缺乏结构”的“定论”,从中国的《易》学文化、古文章法、小说评点等古典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揭示中国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名.这一学术“新潮”证明了中国文论家探讨多年的命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也启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不能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现代话语阐释古代文论的转换方式,更需要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蕴涵、共通的“文心”,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更紧密地相结合.     

汉语言的二维指向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简与繁

汉字的“象”性构造和多样性外衍指向,使古代文论的表达具有简约和繁复两种风格。对于深刻的义理用以少总多或具象隐喻“一语而尽”;对于经验世界的多样性,则上下左右反复详言之,使“情貌无遗”。这两种风格,使文论述说表现出虚实相生、繁简结合的诗性之美。     

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

考察《尚书》“六体”等文体的命名方式,其“谟、训、诰、誓、命”,本来都是行为动作的“做什么”,“做什么”产生文词,于是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这些文体。这是早期文体命名的一般性方法。汉魏晋文论家蔡邕、曹丕、陆机的文章释体只讨论文体特征,一般不涉及文体命名;而名物、训诂学家刘熙《释名》中则有文体释名,涉及到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之类,却不刻意讨论文体特征。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训诂文体命名的方法进入文体“怎么做”、“为什么做”的阐述。它以文体释名进入文章释体,“释名以章义”与文体特征的讨论二者有机的结合,显示出从文体内在逻辑出发以文章释体的特质。这是古代文体论成熟的标志。     

语言对存在的诗性建构——《老子》、《庄子》的“元文学”阐释

《老子》和《庄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文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此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掘《老子》、《庄子》与中国文学的深层关系,这就需要超越中国固有的文化系统,运用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方法,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观照,从比较与反思的视野超出“美学”之外来审视作为中国文化主要精神源头之一的老庄思想具有的一种“元文学”意义,它确立了中国文化系统中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基本意义关系,这不仅是文学书写展开的基本前提, 也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诗性特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家族制度述评

家国一体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的特征,家族的内在凝固性、整合性与法律互为依托,铸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色彩,形成“家族本位”的特质。追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演进史,剖析其特质,是我们更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