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国家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

中国古代王朝的国家监察制度 ,具有监察系统的独立性与垂直领导性 ;监察官吏的任职官小、权大、赏厚、罚重 ;监察权与检察权分离 ;监察系统内部实行互察制度 ,外部又被其他中央机构监察 ;固定监察与巡视监察相结合 ;建立谏官系统 ,实行对最高统治者的监督等若干特点。这是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的条件下的权力制衡制度。其设计的得当与运用的有效性 ,使官吏的腐败速度与皇权的滥用受到一定控制。延续二千多年的御史监察系统及其运用 ,是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重要历史经验。     

宋代台谏合流论

一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文武百官的控制 ,非常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宋代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和谏院 ,简称台谏。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 ,分置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职。谏官组织机构至宋仁宗时始从中书省、门下省独立出来 ,称“谏院”。宋代中央监察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其变化之大 ,莫过于台谏逐渐合流为一。宋以前 ,御史的弹劾和谏官的谏诤 ,区别是很大的。谏诤对象为人君 ,弹劾对象则为文武百官 ;谏诤对事 ,弹劾对人 ;弹劾具有司法性质的强制力 ,谏诤没有约束力 ,只是对皇帝的建…     

中国古代监察官吏选拔的标准

监察官吏的选拔制度古已有之。在封建监察制度建立初始的秦汉时期,封建王朝是制定了监察官吏的选拔、任用、奖惩等办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增设了一批如校事刺奸、丞相左丞等新的监察职官。唐代对以卑察尊的体制作了重大改革,泛监察官吏分为高、中、低三类。对于高级监察官员,提高他们的官等。如御史大夫,其官等起初为从三品,提高到正三品。宋朝建立以后,在吏部之外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为审宫院)“以分中书之权”,与此同时,废除了唐代宰相推任御史的制度,改由皇帝亲自选任。明朝的官吏铨选机构大都是都察院和吏部共同管理,台官的任用则主要由都察院掌握。清承明制,制定了《钦定台规》,对严格选拔监察官吏有了很大发展。由此观之,历代监察官吏的领导体制虽     

试论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监察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在两汉时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魏晋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强化,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如隋朝在中央专设御史台,作为全国官吏的最高监察机关;唐朝中央御史台下,分设三院,分察百官。这种监察制度,由于封建官吏的阶级局限,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在维护封建集权的统治中,在惩治贪官、澄清吏治中,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对我们的启示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几千年，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使文武官员尽忠职守，我国古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所属官吏的监督工作。古代御史监察制度是整个官吏制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从战国开始创立，两汉大力发展，使之从国家行政系统独立出来，自成体系，     

清代五城察院职官吏役构成及其选任

清代北京的五城察院，是京城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之一。其人员构成，包括巡城御史、司坊官、吏员及杂职等几部分。五城职官吏役不同的身份，使其各有不同的选任方式。清代官吏选任制度的完备，由此也可见一斑。     

从中国古代监察机制看防范吏治腐败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保持吏治清廉的最重要措施是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的监察机制有三大特点：一是单线垂直的领导体；二是高质量的监察人员；三是严格规范的监察制度。这种曾经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对我们当代的监察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有一定可资借鉴的意义。     

略论封建社会惩贪倡廉的制度建设

:中国古代统治者惩治官吏腐败注重法制建设 ,一方面制订严刑酷法打击贪赃枉法官吏 ,另一方面依法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制度 ,诸如财政经济制度、官吏任免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 ,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客观性 ,限制了官吏的腐败行为 ,保证惩治腐败法律的贯彻执行 ,加强了封建社会的廉政建设     

唐代吏治法律制度分析

唐朝的吏治法律制度,表现出体系严密、注重监察、整处严厉等特点。唐代的吏治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到官吏管理的方方面面,使得唐朝的官吏日常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至今仍具有相当借鉴意义。     

唐代御史台对官吏的弹劾

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唐代的御史制度颇具特色。“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唐代御史台的主要职能就是弹劾百官,亦即行使现代监察机构的所谓弹劾权和纠举权。研究唐代御史台弹劾官吏的提出、对象、依据、程序、仪式及效果和作用,不仅为深入研究中国法制史之所必需,而且对今天建立和完善新的监察制度也具有“以史为鉴”的重要现实意义。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