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中趣》的发现

据日本《古事纪》记载,大约六世纪末中国的《论语》、《千字文》等典籍经朝鲜传入日本.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传人日本的最早记录.从那以后,一千多年里中国典籍以各种方式不断流入日本,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在中国,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少古文献散佚失传了,在日本却有收藏.清末黎庶昌、杨守敬等出使日本时曾收集到二十六种,辑刻为《古逸丛书》,杨氏另撰有《日本访书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不断有学者前往东瀛访求古书,成果颇丰,中日汉籍的流布已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应该说日本所藏汉文典籍的情况已日益清楚,要想有新的发现是不太容易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发现了一部清代的古籍《酒中趣》.经查《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补正》、《丛书总目续编》、《中国善本书提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孙殿起《贩书偶记》及其续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以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内阁文库     

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及其文献价值

在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关系史上,书籍的交流无疑是其中繁富而灿烂的篇章。作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与绚丽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突出象征的汉籍,曾经源源不断地传向东邻日本,对彼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事的变迁,部分东传汉籍已在中土逸失,但却被保存于日本。嗣后,尤其是在近现代,这些“佚书”逐渐为东渡扶桑的中国学人惊喜地发现,视为至宝,便以摹刻、抄录方式(现代则还可摄制或复印)将其传返     

《朝鲜所刊中国珍本小说丛刊》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

日前,《朝鲜所刊中国珍本小说丛刊》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正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所谓"域外汉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流传到域外的中国刊刻的典籍,二是由域外国家刊刻的中国典籍,三是域外作家用汉字书写和创作的文史哲著述和作品。本次会议所发布的《朝鲜所刊中国珍本小说丛刊》,即是上述三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正如书名所显示的,是古代朝鲜时期所刊刻的有关中国小说珍稀版本的影印出版。全书共分九大册,收入中国小说十种。此书由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韩国鲜文大学朴在渊教授和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联合主编。丛刊除搜罗了有关小说的珍稀版本加以影印     

杨守敬日本访书成功原因初探

日本自古与中国交往密切,收藏有大量汉籍.近代以来,许多文人学者都尝试在日本寻访汉籍带回国内,其中以清末杨守敬成就最大.杨守敬在金石学、考据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学术素养为他访书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日本明治维新后一段时期内鄙视汉学的社会风气和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的变革导致大量汉籍流向市场,为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杨守敬与日本友人的平等交往、互惠互利也为他搜访汉籍提供了便利.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取得了重大成就.     

海外现存集部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以日本现存汉籍为中心

在具有悠久传统的四部分类文献中,集部文献无疑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结合以往学术界整理和研究中外集部汉籍的成果,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以日本现存汉籍为中心,着重就海外现存集部汉籍的调查与考证、中国集部古籍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海外现存集部汉籍的整理与研究等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提出一些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思路和设想是很有必要的.     

《弘决外典钞》所引汉籍考——具平亲王的学问及周边的汉籍

<弘决外典钞>是具平亲王针对唐僧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施加注释而撰成的,其中大量引用了平安时代流播至日本的中国汉籍.本文着力考证<弘决外典钞>中引用<史记集解><经典释文>的部分,借此来探讨平安时代中期日本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具平亲王的学问及其周边的学术氛围.     

汉籍《玉匣记》“六壬时课”之纳西东巴文译本述要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收有东巴文占卜典籍《时占之书》,其卦名、卦位、起卦法、卦义等与"六壬时课"类似。《时占之书》实为汉籍《玉匣记》"六壬时课"的东巴文译本,这是汉籍东巴文译本的首次发现,是纳西族东巴教吸收中原文化的直接证据。     

魏、晋史籍日本撰录音释法探流

汉籍日本撰录的汉字音释法滥觞于魏、晋史简而止于唐、宋史笔。见于中国古代史籍的汉字音释法与日本的和音汉字表记法如出一辙,亦与汉代经文翻译的音译手法颇为相近。细加探究,它与二者不无渊源。     

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以策彦周良为例

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中,尤其是以典籍、书画、日用器物等为多.典籍主要来自三种渠道,一是明廷所赐,二是相知馈赠,三是自购所得.但策彦周良的两次入明都不见政府之间的赐予或请求记录,可见十六世纪中叶左右日本对中国典籍的需求有所缓和.而携回的书画作品除了少量自购外,大多来自明朝文人所赠,其中包括数量不少的各种序跋.但与宋元、明初不同的是,策彦周良携回的作品中鲜见禅林墨迹,文人字画占绝对优势,这显示了此时的中国禅林在日本的影响已是今非昔比.     

唐代文化典籍向日本的流传

唐代是中国封建史上对外交往的兴旺时代，大批中国文化典籍传入日本。传播途径一是日本人以购买和手抄的形式获取。二是唐朝政府和私人赠送。三是东渡日本的唐人带去。唐代文化典籍的传入，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典籍在日本之发展——和刻本溯源

所谓“和刻本”(Japanese E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s)即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是江户时代(1603—1866)大批翻刻的中国汉文书籍而言,与日本所谓“汉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学泛指中国的儒学和经典,与由荷兰输入的“洋学”之称作“兰学”,日本的“国学”有别。江户时代,国学不如汉学普及,就出版而言,汉籍较日本国学之发行为多,很难鉴别版本之     

日本汉籍藏书库提示

日本所藏中国书籍及中国研究著作,堪称世界之最。众所周知的《游仙窟》、《一刻、二刻拍案惊奇》即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林述斋曾将中国佚失、日本尚存的汉籍编成《佚存丛书》,一帙十册。1924年商务印书馆曾将其影印。然而其中所收恐为极少部分。学校、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及个人均有所藏,但是要理出头绪极难。这里仅将从古至今收藏中国书籍的主要文库及图书馆按笔划列出,对藏书者、藏书情况、藏书特色、沿革及今日收藏情况作简要说明,相信会对我国学界有所裨益。     

中日两国图书交流史举隅

近年来,日本正在编辑全国汉籍总目录,动员全国各县、各大学图书馆进行统一编目,还在东京举办全国汉籍总目编目人员训练班,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参加讲课,并准备俟编好的卡片目录输送到东洋文献研究中心后,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进行总编。日本这样重视汉文古籍编目,给我们的工作以很大的促进。 我们今天进行图书史的科学研究,有必要将自古以来中日两国的图书交流史作一番回顾,作为今后继续协作交流的借鉴。现将这方面的史料试为归纳,略述梗概,并着重就晚清     

中国道教对日本神道教的影响初探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中国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民间信仰神道教也不例外。本文将重点讨论道教思想在传入日本后对神道教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其基本教义、神仙体系、祭祀修行、主要典籍四方面的分析研究,说明道教是神道教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条件。     

汤注《高僧传》校点献疑

中华书局版汤注《高僧传》,在校勘、标点方面存在若干可进一步商榷的问题,今结合其他佛教典籍,从标点与文字两方面对汤注《高僧传》中的17个可疑之处进行了讨论。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

日本文化自大和、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一直在中国古典思想与文化的熏染蒙盖之下。此后的日本则转而急速西化。日本的现代是受了西洋文化刺激的"外发型开化"。大正时代这种激进的现代化与"脱亚入欧"反而促成了日本再次回顾中国的契机。发生在此时的"支那趣味"热赋予现代日本对中国再认识与自我认识的良机;它借助于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推进了文学、美术的多样性发展。诸多日本作家通过亲身体验现实中国,书写了大量充具异国风味的作品;与此同时,又把现代人的苦恼与人生思考带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中,加深了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进而创作出他们自己的中国古典题材作品,形成接纳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写作分野。     

文献视野的《中国小说史略》考辨及其引申

文献资料是编写中国小说史的基础支撑。从文献资料的来源来讲,梳理现存历代官方藏书、民间藏书、考古发掘、域外汉籍等途径的文献资料对于重新认识和梳理古代小说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新唐书·宁远传》疏证

本文结合中外文献有关记述和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考辨了《新唐书·宁远传》所记历史、道里的真伪.本文辨别了钹汗(古渠搜国)与破洛那(汉代大宛)的差异,呼闷城、西鞋城、渴塞城的对音;考证了拔汗那与唐朝关系之演变,指出汉籍所记西域诸城之间道里和拔汗那至长安道里的失误.     

从《老子通》谈古籍的校勘与训诂

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化,在世界范围里形成了研究热点。继国内外的“周易热”、“孙子兵法热”之后,五千言的《老子》也成了新的研究热点。各种《老子》评本,成了欧、美、日的畅销书。为什么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欧、美、日本,对中国这部非常难懂的古老典籍倾注这样大的注意力呢?其原因当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这部典籍中包含的古老哲学思想十分丰富,直到今天还能给人们多方面的智慧启迪。     

历史的叙述与文学的想象——论《麒麟》对中国题材的取舍

以中国典籍为题材是日本近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谷崎润一郎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的短篇小说《麒麟》不仅取材于《史记》、《左传》、《论语》等典籍中的人物和事件,而且又不拘泥于这些原典素材.作者采用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方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以细节的真实确定作品富有历史性的同时,又以丰富的想象确保其作品的文学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