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论争

《独立评论》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创办的一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论性刊物。以《独立评论》为平台,一批著名学者对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乡村建设问题即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从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入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出一些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路和措施,并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不同的看法,引起时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质疑。综观这场关于乡村建设的论争,它所反映的其实是知识界对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而其中通过发展城市和工业化来救济乡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中西新旧”问题——关于历史语境和现实关怀交错互动的思考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史学研究范式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其评价标准出现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当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返回历史语境之中,探求时人的思想言说,可以发现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新旧中西"等问题的原初涵义及其对现实评价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揭示出研究过程中历史语境与现实关怀的互动的现象。     

中国社会学社成员对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分歧

出于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复兴中国的责任感,中国社会学社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中。他们对乡村建设的主要意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以李景汉等社会调查家为代表,主张对农村社会状况做系统的调查,为复兴乡村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准备;一类是以许仕廉、杨开道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他们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符合中国社会利益的全面民族自救运动;还有一类是提出"都市救农村"理论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他们认为以都市救济农村,以工业救济农业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方法。     

民国安徽的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重要政治活动.这项运动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尝试,由于情况的差异,各地乡村建设或多或少地带有自己的特色.安徽也是民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地区,以往的研究并未重视.安徽的乡村建设在和县、巢县、芜湖等地均有活动内容,其特点是依托学校、一定程度的官方支持,工作重点和方法因地而异.     

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之社会、文化因素探源

从社会、文化方面探讨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背景是一种新的视角.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促使乡村建设者开始重视农民组织和农民自觉性的问题,这是引发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中国传统的乡村情结和西方实用主义理念是影响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实用主义理念对乡村建设思想的勃兴起了催化作用,并且为乡村建设实践引入了具有现代化性质的科学指导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情结",让人们试图从乡村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契机和起点,这种思路有利于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改造道路.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源可以对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从媒体中再现历史:报刊史研究的新思路——评侯杰教授《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

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以公正敢言而闻名。它在近代中国享有崇高的声誉，与《申报》并为南北报界的两朵奇葩。《大公报》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兴革与嬗变。因此，《大公报》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承载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宝藏”。遗憾的是，以往史学界对《大公报》的研究多集中于1926年以后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对于早期《大公报》及其创办人英敛之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探讨。新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侯杰教授倾尽多年心血完成的力作《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填补了此项…     

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定位——从乡村建设最早提出者问题谈起

卢作孚所著《乡村建设》一书最早出版于1929年10月1日这一事实,不仅有助于重新检讨有关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研究中的若干结论,而且有助于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最早提出者这一重要问题。以《乡村建设》、《北碚月刊》、《卢作孚文集》等史料为中心,通过阐释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内涵,并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卢作孚不仅是"乡村建设"的最早提出者,而且其主持和影响下的乡村建设实践持续时间最长,成效也最为显著。其乡村建设思想在乡村建设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论平教会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中国乡村严重的危机,首先由民间力量发起了一场以救济乡村为直接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下,这一建设过程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平教会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将平教会放到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中进行考察,可以探析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和南京民国政府等方面起到了桥梁、示范、推动和辅助的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平教会是无法实现其参与乡村建设最终目的的。     

地方人才培养与社会重建——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中长期轻忽的一个问题

以往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基本忽视了农村人才培养的议题,这主要是由研究者忽视了农村社会生存环境变迁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具备现代科技知识的地方人才是联系村庄与外部世界的中介,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实验探索了培养农村新型人才的教育体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的新农村建设积累了经验,值得当代新农村建设重视和借鉴。     

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聚焦与导向——基于《东方杂志》与《益世报》的比较分析

《东方杂志》对近代乡村问题的关注是一种全景式的呈现,几乎贯穿了《东方杂志》的始终。《益世报》对乡村的关注相对比较少,直到1935年"农村问题专页"创办后,它对中国乡村问题的关注才聚为焦点。就乡村问题的报导、呈现和讨论而言,二者在形式与主体、内容与目标、立场与视野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从一个方面体现着关于这一问题的社会聚焦和舆论导向,也揭示出知识界、理论界对此问题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价值的探讨

梁漱溟不但大规模地进行乡村建设的实践,而且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于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梁漱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没有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但他那种从社会底层寻求中国问题解决途径、扎根农村的做法是令人敬佩的。     

《大公报》的日本问题研究及其独树一帜的抗战文学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不但在新闻领域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它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与它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密切相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大公报》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九一八”事变前。早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刚创立之时,日本军阀侵华野心就已经日益膨胀。《大公报》的三位总编吴鼎昌、张寄鸾和胡政之都曾留学日本,对日本问题深有研究。他们撰写的社评和论文对中日关系的分析之深刻在当时就曾引起公众的瞩目,并且也被日本朝野所注意。1928年5月,日本军队制造的济南惨案后,《大公报》就…     

英敛之时代《大公报》研究的创新之作——读侯杰著《（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

近年来,报刊研究成为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追踪的领域之一,报刊史学亦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大公报》成为一大学术热点,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此前学术界对于英敛之时代(1902-1916年)的《大公报》研究却显得很不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教授一直把此一时代的《大公报》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自2000年以来在海内外发表了诸多学术成果,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他倾注几年心血研究的最新成果——《〈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从时间跨度与主要内容来看,主要是研究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填补了学术界…     

传统社会中乡村建设研究的尝试——《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书评

<正>宣朝庆教授的著作——《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中华书局2010年版),通过分析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探讨了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的乡村建设运动轨迹。本书以泰州学派为例,具体阐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运行结构和社会运行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传统社会的地方性共同体是以何种方式应对政府权力机关。本书以社会学和历史学跨学科的视角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20世纪20-30年代,以梁漱溟为主的乡村建设派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运动的过程中,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为主要内容,以道德建设为重点进行乡村建设,对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了双重影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启迪.     

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运动的路径与绩效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开展乡村合作社运动。基于对民众能力不足的认定以及不触动土地所有权这一前提基础的设定,国民政府制定出诸多以强化政府作用为核心的扶助性政策,自上而下加强对乡村合作社运动的推进,其实质是力图在政府主导下将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移植到民国乡村社会。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国民政府预设之通过开展合作复兴乡村及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均未能达成。     

传媒眼中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复职——以《大公报》报道与评论为中心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初,《大公报》对蒋介石下野的内幕、下野后蒋介石的行踪、蒋宋联姻以及蒋介石复职的过程均给予了充分的报道与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作为民国政治精英人物,蒋介石也非常注重处理同媒体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未能找到当时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方法，但这些探索的闪光点，如强调重视乡村地位、中华文化复兴、知识分子责任、乡村教育、团体组织的重要等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