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诗歌理论起源初探

在我们探讨“中国诗歌理论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研究一下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发展与影响,以及历代文人学者对它的评论。中国古代对诗的评论,就是从对《诗经》的评论开始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人们乘着对《诗经》的评论之舟,才逐渐地发现了关于诗歌理论的岛屿,产生了对诗歌在理论上的认识。 我认为中国诗歌理论起源的第一个美学命题,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提出的这个新鲜的美学命题,是我国最早对诗的评论,也是最早对诗歌理论的完整而系统的阐发。“兴”不单指出诗可以使人振     

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简论《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

一、周民族史诗的认定周民族史诗是“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受西方诗歌理论的影响而对《诗经》内容进行的新的分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首先提出“史诗”这个概念,并将当时产生的文学作品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戊刷,黑格尔因承其说,并在《美学》中将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详加论述。生前并没有见过《诗     

“缘情”说及其它

《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以赋体论文的创作论．它针对儒家传统的诗教理论，首次提出了“话缘情”的观点，明确肯定了诗歌抒情化的本质特征．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某些艺术规律．“诗缘情”不同于“诗言志”．《文赋》不是一将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文章．其独到之处在于刻意追求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合谐统一．     

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疏证

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发生在一个儒家诗教与其他亚文化形态诗学观念的张力场中。这种背景下的诗学是不能脱尽诗教思想的支配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了“滋味”的论诗范畴 ,但笔者认为 ,在钟嵘的诗学理论中所隐藏“诗教”思想是其理论的真正支点。无视此点 ,将导致对其诗学的误读。本文拟对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作出疏证 ,以证此论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     

庞德《华夏集》创译的美学价值

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埃兹拉·庞德提出的音诗、形诗和理诗的诗歌三分法理论表现了他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独特的美学思考。庞德创造性翻译而成的《华夏集》完美再现了其诗歌三分法理论。这部创译混杂的译诗集既蕴含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特点,也融汇了庞德的现代主义诗学理念,体现了庞德复兴英语诗歌的美学追求。     

文情说发微三题

一、文情运动文情,即文章情感,是我国写作理论古老而复杂的课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写作家作过许多探讨,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最早谈到情与创作关系的并不是《诗大序》,先秦《礼记·乐记》就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屈原《楚辞·惜诵》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句。嗣后,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指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则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感视作诗之“根”。迨至明、清,诗话、诗论之作诸家纷起,蔚为大观,不少著作都不乏独到的见解,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说:“且夫诗者由情     

论刘勰的情采观

自魏晋六朝以来,我国古代美学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对文艺的本质、还是对形式美价值的认识,较之先秦、两汉都有了新的突破。“缘情说”的出现及尚采观念的形成,标志着“文的自觉”时代已经开始。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都注意到诗的重要审美特征是情和采,提出了“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等观点,但第一次将情和采推及于文,并对其作了哲学和美学方面系统论证的是刘勰。《文心雕     

袁枚美学理论之我见

袁枚(1716——1797)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史上继叶燮之后又一位杰出的美学理论家和诗歌理论家。他的性灵说不仅在当时影响极大,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和美学理论,学术界以前多偏重从文学的角度论述袁枚的诗歌理论,本文拟从美学的角度对袁枚的主要美学思想作些探讨。性灵情真的审美理想袁枚的美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理论中,我国古代诗歌理论非常重视诗歌的言情特征,认为诗歌必须表现诗人的情感,才能感动人,才有美感可言。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认识到诗歌的情感特征,《毛诗序》更是明确地指出诗歌是情感的表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以后的讨论几乎都是沿着这一线索发展的。如朱熹曰:“诗者,人之心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严羽曰:“诗论者,吟咏情性也。”这些见解从理论上阐明了诗歌的审美特征。诗歌之美,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艺术形式所表现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别林斯基说:“如果说任何人性的(不是兽性的)感情,由于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诗歌美学理论的基本范畴——意境

五十年代,李泽厚同志在他的美学论文《‘意境’杂谈》中,提出了意境是诗歌美学理论的基本范畴这一命题后,关于意境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古典文论工作者对意境的探索成绩显著。至于美学方面的研究,似乎寂寞。 近年,随着现代派诗歌的流行,出现一种论调,说“意境不是所有诗的特性,只是某一部份诗歌的特性。”这就是说,诗歌的最高美学准则不一定是意境,没有意境美也是诗。这就值得商榷了。我认为,意境不仅是中国的某些诗歌的特征,而且是一切诗歌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孟子文学批评方法试析

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不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与当代文学理论有着内在的契合。因此,今天重新认识这两个命题的内涵,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一、理论建构“以意这志”说见于《孟子·万章上》答咸丘蒙一节。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断章取义比附穿凿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批驳了他关于德高者君不能以其为臣,父不能以其为子的观点。将《小雅·北山》的主旨概括为“莫非王事,我独贤劳”。进而,从解诗者的角度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的观点。孟子的这一观点起码有如下几层含…     

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总集——《诗经》

在人类的古文化发展史上,音乐与文学总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古希腊与古印度的“史诗”,原本都是可以合乐歌唱之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勿庸置疑也是能唱的。《墨子·公孟篇》曰:“弦诗三百,歌词三百”。《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对于我们研究《诗经》在当时的应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古代一些文献中,“诗”就含有“歌词”之意,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曰:“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汉书·艺文志》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由此可见,《诗经》除了是我国第一部可供诵读的诗之总集之外,同时又是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总集,第一部歌词总集。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严羽“吟咏惰性”说发微

什么是诗?或者说,诗的本质特性是什么?这是历代诗论的中心论题。《沧浪诗话·诗辨》说:“诗者,吟咏情性也。”这是南宋严羽对诗的界说,对诗的本质特性的规定。严羽对诗的本质特性的这一理解,源于东汉《诗大序》。《诗大序》融合了前代诗论中的言志和抒情二说,并从先秦哲学中引入“情性”一词,用以规定诗的本质特性,形成了诗本情性之说。从此,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史上,便出现了主志、主情、主情性这三大派的鼎立。南朝刘勰、隋代王通、北宋黄庭坚等人,都继承了诗本情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