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嘎唐代汉文摩崖碑铭补考——兼述吐蕃古道

1990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吉隆县距县城宗嘎之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一通额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碑铭.1994年《考古》第七期发表了文普队介绍此碑铭的文章(下称普文).笔者于1993年2月和1994年7月两度赴宗嘎对碑铭进行了详细的临摹记录,并拍摄了照片.兹试就碑铭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考释和探讨,以求教于藏学界同仁.一、碑铭碑铭镌刻在一山咀修凿出的平整崖面上,其宽为81.5厘米,残高平均为51厘米.碑铭阴刻楷书24行,其中部分文字漫漶不清.又因其下端已损毁无存,原刻满行字数已不可估计.现每行残存6至11字不等,共计211字.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系篆刻阳文,清晰可读.依据笔者的临摹记录并参照所摄照片,碑铭与普文所刊布之文字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字略有差异.兹将碑铭录文如下,并补上普文所漏少量字.     

论广西瑶族民歌的传承与创新

通过对广西瑶族民歌的现状与风格进行分析研究,论证了"传承就是继承和发展,创新才是发展之根本"的论点.并强调:创新必须面向传统、面向未来,才能创作出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作品,才能够宣传和保护、传承和发展瑶族人民的文化遗产,才能为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做出贡献.     

论江桥之战标志着我国抗日战争的开始--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学术界在抗日战争开始的问题上一向存在着异议.本文以史实为根据既论证了江桥之战是当时黑龙江省政府所策划的有领导、有组织地正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并考证出其确实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授权和支持而具有了民族抗战的性质;又重新评价了其在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堪称中国抗战中局部抗战的第一战,因而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澄清了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三阶段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全面抗日战争与作为那场重大历史事件的"抗日战争"之不同内涵,也即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三阶段和全面抗战阶段"八年"说与中国抗日战争持续时间多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从而对"抗战八年"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并代之以"抗战十四年"的概念.最后的结论是江桥之战的爆发日就是中国抗战的开始之时.     

对民族平等界定的学术思考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文章在学者研究基础上,针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中的总政策的提法,运用大量文献资料论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针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多样性表述,从三个方面剖析了这一重大理论,论证了所主张的理论表述方式;针对"民族平等的不完全性"提法,指出其具有模糊性,并从三个层次分析民族平等的内涵,论证"民族平等的不完全性"提法的缺陷。     

在蒙古阿尔泰山脉新发现的鲁尼文铭碑

蒙古不容置疑地是古突厥文传播的中心,苏联蒙古历史文化考察队碑铭分队卓有成效的考察工作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考察队在蒙古工作的五年期间,碑铭学家们新发现了数十件碑铭,其中既有古突厥的,又有栗特语和回鹘语的.它们大部是在蒙古阿尔泰山、杭爱山和中央省发现的.1970年挖掘北杭爱山省察干诺系岸边古突厥墓时新发现的鲁尼文石碑,是考察队的巨大成就.1973年夏,考察队岩画碑铭分队(Э·А·诺夫戋罗多娃和M·希讷虎)继续从事前几年已开始的工作.行进路线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部和西部的戋壁阿尔泰省和科布多省的蒙古阿尔泰山区.     

《乐记·乐化篇》之"乐乐"释义

《乐记》作为先秦儒学音乐思想的代表作,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千多年来汉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乐化》篇中说明了音乐与人的心理、品性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旨在用音乐提高"君子"的道德修养,对人民实行教化,实现整个天下的大治.其中提出"乐者乐也"的命题,揭示了音乐本源问题,认为音乐是快乐、欢乐之情的表现,欢乐是人之性情与生就有的,通过相应的声音、动作表现,这是自然之道.本文从对"乐乐"之释义论证出发,结合文字象形、音乐起源以及古代文献记载等方面,对"乐"字两种读音的意义分别作出详细解释,对"乐者乐也"命题更深入地理解,从而分析"乐Yuè"与"乐Lè"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引发了有关音乐教育的感想.     

商先起源于幽燕说的再考察

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发表的拙文《商先起源于幽燕说》中,曾指出商先即商族起源与初期发展阶段,并结合对红山文化的考察,论证了商先起源于幽燕地区。自上甲微至汤灭夏以前为先商,此阶段商族已南下,发展于河济之间,今专就文献作再考察,以申前说;凡在《历史研究》中已经论证之各点,本文不再赘述。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塔尔寺记事碑译释

一解题 此碑立于塔尔寺内弥勒殿(俗称贤康,为塔尔寺兴建最早之佛殿,因殿内至供弥勒佛像而得名)门前北侧,碑高约1.9米,宽0.8米,碑额中心绘莲花宝座,两侧各刻一条龙,碑额正中刻一正方形印,印文藏汉对照,汉文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之印”,藏文为“rgal-khab skyog-ba'i-dge-rgàn chen-po rgyal-bstan yongs-kyi bdag-po thamd-cadmkhyen-pa pan-chen er-ti-ni'i-tham-ka”。石碑左、右及下面边缘刻有八宝图案。此碑刻藏文57行,楷书,全文清晰可读。碑文主要内容是记述九世班禅大师1935年5月至1936     

1980年以来古代中央王朝统辖西北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述评

重视古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北地区的"边政"问题并深入进行研究,是近现代以来西北史地之学的传统.1980年以来,史学界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古代中央王朝统辖西北民族地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政策、具体措施、管理机构、统治效果等各个层面.对之进行必要的总结与评析,指出不足,有利于该项研究的不断深化.     

"汉回"名称及群体出现时间考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发现并论证出"汉回"一词正式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前;从而以此为现代意义上的"回族"形成的标志之一,可推断出回族形成于明代中期以前.     

“Tibet"或“Xizang"——关于“西藏”英译的讨论

西藏英文翻译采用汉语拼音Xizang取代Tibet,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西藏作为地名的真实含义,符合国家地名翻译的规范标准,获得国际上中国的文化话语权,抵制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提出“大藏区”分裂祖国的图谋.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从人"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为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

“民族”是一种多元、多维和多层的综合性的社会存在 ,因此 ,随着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定义。本文仅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从考察欧洲法律文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入手 ,探讨“民族”的政治属性 ,并以此展示近几年在国内广为流行的“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充分认识“民族”的政治属性 ,将有助于我们消除在对待“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误解 ,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性认识 ,在实践上有利于各民族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     

从庄子"小大之辨"论达到逍遥游的前提

“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大多庄学研究者过多关注“逍遥游”具有自在逍遥方面的涵义,而忽视“逍遥游”境界具有层面上的差别和达到“逍遥游”的前提。本文在梳理前人对庄子“小大之辨”理解的基础上,指出“小大之辨”是达到逍遥游境界的前提。并且考察中国先秦典籍中“大”这一范畴的不同内涵,指出庄子诗学思想中的“大”与先秦其他各家不同,超越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意义而更具有审美层面的内涵,与处于西方文明源头的朗加纳斯的崇高范畴具有汇通意义。位于人类文明早期的朗加纳斯和庄子在各自文化的源头确立了崇高在社会及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是对人的自由精神的一次提升,是对人超越现实要求的肯定。     

"雄王"、"雒王"之"雄"、"雒"考辨——从南越"雄鸡"木简谈起

有学者认为,《旧唐书》等文献中的"雄王"是从《水经注》中的"雒王"讹变而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本文通过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认为2005年初广州出土南越木简中"雄鸡"简反映的命名特点与交趾地区"厥气惟雄"的风俗不仅地域上同在南越国境内,而且时代相同,应有紧密联系.南越木简的发现表明,《旧唐书》等文献中"雄王"的写法是正确的.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 ,它们曾分别于 1 990年 8月和 1 990年 1 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 ,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 ,达成妥协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 ;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 :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 ,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历史发展道路鞑靼与车臣都是在沙皇俄国的长期武力征服过程中被并入俄罗斯的。鞑靼人早于车臣人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联系。“鞑靼”这一族称最初泛…     

"华夏族"正义

鉴于史学界对“华夏族”这一概念使用的随意性 ,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华夏族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复合概念 ,不是指古代某一部族 ;华夏族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至春秋战国时才开始用“华夏”作中国的代称 ,对远古的原始部族不能使用这个称谓 ;并分析了将仰韶文化创造者误认为“华夏族”的原因以及“华夏”的文化意义。     

关于术语"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一词最早出现于１７世纪中叶的西方。此词除去政治学的含义，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因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用的是单数。实际上，在“民族国家”里除了建立国家的主体民族外，还居住着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民族中...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困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间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