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逻辑演进与现实借鉴

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逻辑演进中,探寻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治理的历史脉络和学理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主要围绕“四个维度”展开,第一个维度是古代关于生产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包括禀赋论、专业化生产与规模经济以及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第二个维度是古代关于交换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展开;第三个维度是古代关于运输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的陆路运输和海运通道;第四个维度是古代关于治理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围绕义利观和天下观展开。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基本涵盖了西方国际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并基于中国历史现实,从政府作用和价值观维度赋予了国际经济理论更多意涵。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为中国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撑。     

"以人治人"与他者的接纳--《中庸》思想的一个维度

如何接纳他者是二十世纪晚期以来西方最为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而中国古代思想具有回应这个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资源,<中庸>"以人治人"的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以人治人"的根本不在于以自我之道、而在于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为他者的接纳空出了位置.不仅如此,<中庸>还认为,接纳他人同时也意味着面向他人的世界而开放自身,从而开启共同的世界;而这种共同的世界的开启是在日用人伦中展开的,一个人必须为这种展开时时刻刻先行准备.     

《乐记》中的两种音乐美学观--《易传》和《荀子》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乐记>受到了<荀子>和<周易大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美学观.其中源于<荀子>一系的美学思想以现成性的、由具体之物构成的既定性的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的源泉在于人心与外物的相感;而源于<易传>一系的美学思想则以非现成性的、生成性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以生活世界的本体--天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语境中,我们对源于<荀子>的美学思想有明确的理解,但对源于<易传>的美学思想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文化"误读",以致于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全盘否定.其实,只有来自<易传>的美学思想才是<乐记>理论的精华,它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不曾涉及的、难以解读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     

陈焕章与保皇会

陈焕章早期活动与思想发展与康有为一派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万木草堂封禁后,陈焕章受康有为影响,创办昌教会.科举将废之际,又秉承草堂务实风尚,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并高中进士.在保皇会求才的号召下,陈焕章留美,归国后成立孔教会,以实现康有为的政党政治意图.陈焕章的经历及思想发展,显示出近代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同时不忘保留民族文化遗产,即在“妄自菲薄”与“深闭固拒”之中寻求新道路,以达到重塑民族自信的目的.     

"自然之道"的深层生态学诠释

西方学者认为,主张"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是当代深层生态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事实上在中国道家的学统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自然之道"的深层生态学.这种东方古老的深层生态学有别于西方后现代的深层生态学,它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厚土壤,有着自身特定的文化传统内涵,为当代人类战胜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识度.道家的这种"自然之道"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时期的<老子>、<庄子>、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和汉初的<淮南子>等著作中.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和欧洲中世纪的“昏暗”状况不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们祖先曾经为人类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其中,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也是华夏文化中的瑰丽珍品,她和西方近现代管理思想一起汇成了世界经济管理思想史的进程。     

说不尽争不休的柏拉图--柏拉图诗学与美学思想研究述评

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诗人,是西方美学和诗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对柏拉图其人及其思想做出了许多肯定与否定的评价.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人在柏拉图对话的译介和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柏拉图全集>中译本的正式出版,对于中国学界全面地认识和研究柏拉图的哲学、美学和诗学思想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为新世纪在中国开展柏拉图思想研究和中西古代文化比较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它标志着对柏拉图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论刘勰言意之辩及其对修辞理论的贡献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语言研究中的先导性问题.刘勰继承了"言不尽意"的哲学思想,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最早提出意象这一概念.在言和意之间插入一个意象,巧妙地解决了文艺创作中言意之间的矛盾.本文以刘勰<神思>篇、<比兴>篇和<隐秀>篇为核心,全面探讨了刘勰言意之辩思想及其对古代修辞理论的贡献.     

“三个代表”思想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和发展 ——对江总书记提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思考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仅应该是"富者之思”,也应该是"学者之思”.本文指出(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个代表”思想共同的根本出发点;(二)中国人民实现了由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物质成果,是"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前提,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社会基础;(三)就像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解决了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问题、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理论正确地解决了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问题、解决了中国人民由一穷二白向小康生活转变的问题一样,"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今后长时期内应付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强大思想武器.     

试论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在汉唐鼎盛时代,经济的发展曾经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商品经济和国内外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反映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也比较丰富,大大超过西方古代的经济管理思想。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延续的时间比西方各国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资本主义的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