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话与融合层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特质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亮点,此时期洛阳是文化交流重地,士人是文化交流的主体,遣使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名士化僧人则为文学审美增添了别样风神。庾信与颜之推对南北朝文学批评对话与融合贡献卓越。庾信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了文学批评的"诗可以怨"等,颜之推则形成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观,如主张南北文风对话、交流与调和,强调文学是政教功能和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的完美融合等。这些都从对话与融合层面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特质。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报刊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变革

现代报刊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流通方式,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的文学观念.各种文学新观念、新思潮通过现代报刊广为传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     

六朝隋唐文学中的鲸鱼意象谈略

就文学书写而言,中古时期,人们对鲸鱼的认识、想象与利用经历了一个有迹可循的演进过程:从魏晋时期零散且单一的象征性描写,到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咏昆明池诗的大量出现,再至盛唐鲸鱼诗的全面繁荣。鲸鱼的复杂面相被渐次、充分地展现在文学文本中。韩孟诗派及其以外的诗人有意识地运用鲸鱼来营造震荡光怪、瘁索枯槁的审美境界,鲸鱼意象对中晚唐文学的定型、发展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杜甫笔下,鲸鱼不仅被文学塑造,还反过来言说文学,鲸鱼象征着雄劲刚健的文风,并与风雅传统相联系,成为中古文论的重要理论范畴。     

论陈亮的文学观

陈亮的文学观是以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为基点,进而落实为"明道致用".他标举"意与理胜"这一文论核心,若兼艺术形式而言,就是他所主张的"理得而辞顺",具体表现为诗、词、文等不同文学体裁均可通用的"立意精稳,造语平熟".陈亮具有诗、词、文通体看待的文学观念,并由此决定了他独特的词学观的形成.在艺术风格上.他则是喜爱阳刚豪放,同时亦不偏废清丽婉约之作.     

作家传记与文学研究

最近几年,当代作家的传记逐渐多了起来,这无疑标志着某些文学研究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的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方法革命的内容之一就是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将焦点聚集到文本上,极端的说法就是所谓作者已死,反对将作者与其文本联系在一起,反对过多地用作者的背景去阐释作品。这与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文学实践是具有适应性的。它确实突破了传统文论文如其人的因果决定论,同时,也将作家从文学交流过程中解放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它突出了阅读与阐释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与创造性。情况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发生了改变。这首先源…     

五四新文学文论传统的内蕴特征

如何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学文论传统,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确立了一种新文学的传统,同时也确立了一种新文学的文论传统。五四新文学的文论传统的主要内涵体现在,抨击中国封建社会旧文论的批判精神,高扬科学和民主的西方审美现代性精神,百家争鸣的多元化精神。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慰”论:日本文学功能理论及与中国古代文论之关联

日本古代文论先是模仿和套用中国的社会政治功用论,再逐渐发现自身文学传统中"慰"的功能,并对中国的功利主义文论加以否定批判,排斥文学的载道教化、劝善惩恶之类的政治社会与伦理观,最后确立起独特的"慰"论。"慰"论是对日本传统文学之功能的正确概括,根源于日本人独特的心理构造。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中国文论讲求"为",为政道为教化;日本文论则"以慰为事",讲求慰人慰心。只有在中日文论范畴的关联性研究中才能有效阐发"慰"的理论价值,并能见出中日两国文学传统的分歧与分野。     

中国古代文论意义阐释的生存论维度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一直徘徊在"失语"的边缘而无法自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当代人在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时缺少了一个重要维度--生存论.事实上,与西方文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完全不同,中国古代文论始终是一种对文学的诗性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终极目标是文学中的人以及人的价值追求与理想人格的塑造.这种独特的精神旨趣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阐释活动的生存论指向,印通过对古代文论话语的阐释,把握古人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智慧,进而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到古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今人与古人在生存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质言之,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对古代文论作出富有深度的开掘,应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本意义所在.     

"文学理论的职责是指导未来文学"--从罗根泽的文学批评史观谈起

本文首先论述"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区别,前者是用已有的观念、理论原则对作品进行"裁判",后者则是以根本的观念为出发点,结合已有的创作、批评经验,进行创造性发挥,推出新的文学观念,建构新的理论范畴,以"指导未来的文学".其次,论述"古为今用"是一个政治性口号,没有深入到学理层面,"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需在古今学理贯通的基础上,从"形而上"的层面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二者有质的不同,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古代文论参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必要性.第三,当代文论对古代文论的接受,重点不在于接受那些既成的"术语",而是将含蕴其中的审美精神与审美理想予以传承和张扬,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古今、中西学理贯通的中国文艺学,在21世纪文论家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下,势必"代日益精".     

近代以来文化资源的变化与文学观念的调整

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国的文化环境及资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影响到文学观念,就促成了文学观念的调整。影响中国文学观念调整的主要文化资源有:近代民族意识的崛起、进化论思想的输入、民主主义精神的浸润和市场商业风气的熏染。在近代以来文学观念的调整中,传统文化资源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给外来的文化资源,中国的文学观念在理论模式上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德言”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德言"与"诗言志"一样,是源出于六经的文学观念,它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滥觞与文学本质特性的界说。"德言"与《文心雕龙》中的"文之为德"及唐宋时期勃兴的"文以载道"论都是儒家文论的核心并且一脉相承。"德言"与"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两种具有差异性的观念也是互补的,显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性,不宜片面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观念的历史作用。在简略考释了"德言"的出处后,本文指出德言作为中国古代文论最早的观念之一应当得到肯定,由此会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源流与流派有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反本质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本质论探索

反本质主义是我国当代文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传统文学观念和理论模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与挑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论的格局。在反本质主义论争的语境下,当代文论界对文学本质论的探讨,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巨大变化:有的明显回避文学本质论问题,只对其做某种知识化处理;有的则改变策略,转换为对文学本体论问题进行探讨寻求新的突破;有的虽不避嫌疑仍直接讨论文学本质问题,但其理论观念和模式都已大不相同;也有的小心谨慎地避开某些是非之争而不正面讨论文学本质论问题,但实质上是在另辟蹊径进行某种新的探索。这反映了在反本质主义"事件"之后,当代文论多元探索的发展趋向。一次反本质主义论争不可能终结对于文学本质论的研究,因为文学发展不会终结,人们的认识也需要与时俱进,因此文学本质论的创新探索也必然还在路上。     

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如何对话——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学术观察与述评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以"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为主题,通过探讨和反思现有的文化大传统观念,以期拓展和超越既有文明历史框架,在中国重新发现历史,由此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学术前沿性的理论探索。笔者对此届年会的主题和研讨的相关问题进行学术观察,分别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评述:一、大、小传统的界定以及重估大传统的意义;二、中国的多元历史与多重叙事;三、文学人类学的学科整合与方法论探索。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鲁迅文学的发生

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思想发源地,清末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潮以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格的生成。尤其是章太炎以国粹为中心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想,秉持"自性"、"自心",致力于重建民族固有的生活样式和文化形态,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立足于民族内部寻求文化复兴力量的思路。《民报》时期,在章氏富有生命质感的思想启发下,鲁迅对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的理解、体验愈益成熟,他把主观精神作为西方文明之本,并由此走向中国文人传统的反面——民族内面生活。他文学中无所不在的复仇情绪虽然注入了现代西方的反抗精神,但更主要的是源自长久压抑在中国正统文化之下的不平之气,这就在文学样式下对《民报》时期反复申辩复仇正当性的章太炎作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呼应。     

翻译、期刊与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矛盾和内在冲突,也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更通过编者、译者、作者、读者和出版方之间的多维互动有效地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公共空间.期刊、翻译与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重对话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多层面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对话——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为中心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中华民族文学特有的历史进程,它置身于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根植于异域他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产生于与"异"直接交流的跨文化语境中,时移日久,其内在质地与中国文学已有诸多相异,使中华民族文学内部也产生了跨文化因素.因此,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的编选就是这样一种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既充分顾及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社会、历史展开的跨文化交流,又自觉把握我们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展开的民族文学内部的跨文化对话,从而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体认及其效应

与近代相比,“五四”时期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趋于全面,不仅把它当做望异域世界的窗口,而且视之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和别致的审美对象。在前驱者看来,文学翻译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新文学发展具有恒久意义的重要工程。翻译文学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艺术天地,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在多种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