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

儒学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儒学得到反省自身的机会.儒家思想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可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思想资源.儒家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它包含政统、道统和学统三个方面,我们今天可以对它们作适当的区分.其中学统是指学术思想的传统,它可以提供很有意义的学术思想资源,如"天人合一"(合天人)、"人我合一"(同人我)、"身心合一"(一内外)等,但必须给以合理的现代诠释.当前研究儒学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需要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发展和更新,特别是要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提出解决的新思路.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先秦儒家天人观的两极演化

天人观是儒学理论的重要基础,考察先秦儒学的逻辑嬗演,可以发现:与之相应,儒家天人观也呈现为两个路向的演进过程,一是以孟子、《易传》为代表的形上超越之路,其目标是不断将儒家仁义原则抽象化、本体化,试图从价值本体(天)的高度来论证仁义原则的先天性、合理性;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指实性倾向,这种天人观拒弃对事物作形而上学探讨,把天人观局限于现存事物的经验性领域,极力使儒家仁义原则从抽象的伦理层面向具体实用的知识领域转化,最终将儒学导向现存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     

荀子天人观思想探析

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的天人观既有对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又有对道、法诸家的选择性吸纳;同时又体现出受到其时代的自然科学的成就之影响。与同为战国时期儒家大师孟子不同,荀子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而最终把这种思想归宗到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高度,指出儒家的"礼"是治世之表,为国者应该隆礼尊贤,以尽其职责。     

道统的重建——二程“道统论”的政治自觉及其限度

二程接续儒家道统,以批判佛老、复兴儒学为己任,提出"天理即道",并以自身的政治、学术实践抵御和限制君权对道义的戕害。但二程对道统议题的理解有其局限和不足,在现实政治中,他们的道统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对政统的超越和支配,只能成为在思想领域指引着实践政治的可能方向。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

本文通过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的探索,认为汉初思想家陆贾从"天道"观上改造了先秦诸子学说,构成为大一统专制政权服务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论.他主张以"德"治世而非以"刑"治世,强调"天道"以祥报善、以灾报恶,并由此开创了汉代新儒学的"天道"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天人"相联的哲学本体论模式的开山祖.     

论宋初“三先生”对理学的开启作用

“宋初三先生”是指胡瑗、孙复和石介,他们是北宋初期的著名思想家。唐及宋初佛、道的发展冲击了儒学,导致思想上出现了混乱,引起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极大警觉。宋初三先生充分认识到佛道思想对北宋王朝封建统治的危害,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从思想上对佛道发起了攻击,并通过创建书院来宣扬儒家思想,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道统、打击佛老异道,以振兴儒学。三先生复兴儒学的思想和实践对后来的理学思想家影响极大,对以后影响中国700余之久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开启作用。     

韩愈道统论与传统文化心理

面对中唐社会危机,韩愈以捍卫儒学自任,重振儒学道统.因他的道统论带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于儒家义理探讨方面缺乏建树,以致在当时收效甚微,但却为宋代理学家重构儒学开了先河,起了奠基铺路的作用,从而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儒家诗教生成的礼乐政治背景

儒家诗教以它凸显政治教化、强调"温柔敦厚"的风格影响着后世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对其被长久奉行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拟从礼乐政治与《诗》的关系,"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诉求对诗教的需求,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教的影响,士大夫政治使得儒学、进而儒家诗教的长期奉行成为可能等方面来分析儒家诗教历代承传的原因,并强调要正确认识儒家诗教及其影响。     

从荀子到董仲舒:试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荀子以"一天下"为目的要求息灭百家异说,形成一元化意识形态。为了使儒学适应初步确立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荀子隆礼义重法度,强化君主专制,在理论上实现了儒学与封建集权制度的整合。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以强制手段来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从实践上完成了封建政权与儒学的并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荀子到董仲舒是为中国专制政权寻求思想统一由法理走向实践的过程。     

推进儒学现代化之现实困境探析

传统儒学已经在时代发展的自觉选择过程中迈向现代化。然而要继续推进儒学现代化,并最终与民族复兴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发展范式相契合,就必须明确其目前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笔者认为关键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儒学如何在映衬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现实效用;二是如何处理儒学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三是儒学与现代文明融合的问题。     

论皮日休、柳开的儒学与道统思想

皮日休与柳开均以道统作人自居，先后起而张扬儒家学说，阐发儒学的本质及思想核心，并开列出道统新谱系，其学术地位和历史价值不容忽略，而应引起关注。本文对此二人的儒学思想作了描述与剖析。     

“结盟康党”与“贼儒合流”——“大陆新儒家”反思

儒学,可谓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舛难之学,时至今日,"大陆新儒家"出,儒学又开始了新的舛难。在反思的意义上,本文所指称的"大陆新儒家",概指"康党"。"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为思想纲领,把对岸的港台新儒家视为"心性儒学",而把"大陆新儒学"标榜为"政治儒学",使其机会主义的功利化政治价值取向愈发彰显。应当认为,以"新康有为主义""结盟康党","贼儒合流"而步康有为后尘,给当代的儒学复兴带来了毁败之舛难。职是之故,反思批判"结盟康党"而"贼儒合流"的"政治儒学"及其儒学宗教化,实乃应然之学术工作。     

现代新儒学的特点及启示

作为20世纪初"三大主要思潮"之一的现代新儒学,因其立足于民族立场,以开放之胸襟汲取西学之精华,创造性地构建出"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具有广泛的影响。毋庸置疑,由于现代新儒学的"道统"立场,又使得其学存在诸多缺陷,如开放的有限性、儒家对道德的畸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应有的了解等等,皆对其进一步发展构成限制。未来的新儒学如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以更为开放的胸襟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对话、会通,并善于转换角色,以参与者、行动者的方式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来。     

孔孟之“道”之辨

孔孟"道"即仁,下学而上达。孔孟儒学潮起潮落,当大陆低潮时,欧美"汉学家"、海外新儒家则把儒学推向了高潮。尤其是牟宗三、刘述先等海外新儒家,极大地发展了儒学。阅读他们的论述,我们却看到的是康德、黑格尔、"意志自由"、"存有"、"本体"、"自我否定"(自我坎陷)、"内在超越"等名词、术语,孔孟则犹如"失怙"之子。进一步则发现新儒家们多以"六经注我"之方式,自话自说,或把儒学引向了古希腊形而上学之传统上,或价值取向上,或上帝的"终极关怀"上。儒学的根在中国,其路径是工夫,朱子方是孔孟儒的真血脉。     

现代新儒学与民主法制建设

现代新儒家反对西化派的观点,反对把儒学等同于君主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把儒学同民主法制截然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其中固然存在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因素,但也存在着与民主法制兼容的因素,不能予以全盘否定。民主法制作为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组织技术,具有普遍可接受性。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在中国建立和健全民主法制,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现代新儒家把民主视为"新外王"的重要内容,认为从儒家"内圣学"或"道德形上学"中就能开出民主来。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儒家的人格理论仅仅是民主政治文明建设的资源,要想把民主法制变为现实,还必须考虑其他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