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村家庭中主要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满足了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引起农村家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弱化了农村家庭的生产组织功能,造成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直接制约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提高留守妇女的职业技能水平,变劳动力流动的单飞模式为家庭整体流动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家庭问题,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及其治理思考

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家庭形态，迁移行为对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影响明显。本文采用指数法构建适合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评价的方法和工具，以四川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整体表现良好，不过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的结构性差异依然存在，身体健康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部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明显表现不佳；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有差异但表现并不明显，家庭健康治理能力偏弱是两类农村儿童健康治理的核心问题。文章提出，父母应作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促进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孩子与父母分离的基本方案，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平等健康治理体系和关爱体系。     

刘易斯模型、劳动力异质性与我国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

刘易斯模型把乡一城劳动力转移建立在劳动力同质性的假定基础上,但这个假定不符合事实,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符合我国实际.从调查数据可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它所带来的问题表现为:农村留守劳动力低素质化、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化、农民工非市民化、农村劳动力转移陷阱.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民工教育和培训以及返乡创业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CMD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能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私营部门就业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关键,但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农村流动劳动力创业增收和家庭财产增值的功能有待发挥,户籍制度依然是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强精准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能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包容性就业促进功能,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金融素养与投资意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家庭的资产增值功能。     

农村低收入家庭留守儿童的整体性忽略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规模的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和流动儿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至今,对低收入家庭留守儿童问题缺乏深入反思,也没有建立起来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反映出长期以来对农村贫困留守儿童权利的被忽略状态。从农村贫困留守儿童遇险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被多方忽略,可以用整体性忽略概念来概括这一现象。今后应该通过发展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态系统,从而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     

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三个转向

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经历了从农村留守儿童到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再到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教育的比较研究.后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要有所创新、突破和推进,其研究立场、假设和目标应进行转向.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学科立场应转向实践立场;应从农民工子女是问题儿童的研究假设转向农民工子女是特殊群体的研究假设;应从建构农民工子女干预措施的研究目标转向建立农民工子女关爱服务体系的研究目标.     

论农村留守妻子家庭中的互动仪式

本文以具有分离家庭特征的农村留守妻子家庭为分析对象,考察外出丈夫与留守妻子之间的微观互动实践.认为农村家庭内部的互动仪式因人口流动现象已经发生变迁；新的互动格局之于分离家庭的意义在于,家庭成员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面对具体在场可得性以维持和再生产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     

转移中的罪恶——新农村建设中的犯罪原因探究

本文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犯罪的影响进行分类研究。劳动力的转移使得社会劳动力的分配出现大幅度调整,社会人群结构比例发生变化。由于心理、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部分农村劳动力犯罪也出现具有类别性的特征。因此,本文同时从进城农民工及农村移民第二代、留守人群以及劳动力流入所产生的犯罪多个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分析犯罪产生的原因,以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产生的犯罪原因作出新的诠释。     

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基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思考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四大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分析研究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可以发现:我国人口流动的实践与托达罗模型的背景极为相似,即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涌入城市,与城市失业现象并存.因此,在现阶段,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的潜力,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和农村内部就业,是解决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现实选择.     

探索城市化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思路——评《流动还是留守——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女性劳动力流转问题研究》

持续三十多年的大规模性别化人口流动,对农村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农业的女性化和农村家庭的离散化,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幸福指数,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诸如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既影响到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也影响到城乡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现实热点。     

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效应——以西部为例

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对西部地区的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样本,对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及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具有积极效应;家庭及外出劳动力的数量、流动者受教育程度、流动者外出年限及每年外出务工的月数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均具有积极作用。     

流动儿童的教育与阶级再生产

城市化进程催生了规模日益扩大的民工潮,也造成了严峻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也与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流动儿童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边缘化的学校教育、再生产阴影下的家庭教育、居住环境及文化资源、父母教育程度及亲子交流、家长的教育期望、流动儿童自身对未来出路的迷茫等问题的探讨,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于处在城乡夹缝中的流动儿童而言,更多地是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渠道,而非向上流动的阶梯。     

试论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是一种必然趋势,而农村人口的流动首先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中,只有政府、市场、企业和农村劳动者共同作用,才能实现流动的有序性.     

劳动力商品化面临的现实困难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特殊商品所必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当前我国实现劳动力商品化，仍然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解决好我国劳动力商品再生产成本中劳动者本人所承担的份额过低以及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中所包含的不合理成份过高问题，对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市场，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失衡与重构:留守儿童抗逆力重组研究

家庭结构的变化为留守儿童带来了诸多风险,其成长必然遭遇原本平衡状态的失衡与重构过程。对留守儿童抗逆力过程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帮助其积极应对风险及逆境。通过对陕西省秦巴山区留守儿童及监护人的深度访谈,探索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失衡与重构过程,可以发现留守儿童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其照顾体系瓦解,重生存轻发展的养育模式造成其自我认同危机,重工具性轻情感性的社会支持导致其依恋关系疏离,家庭监护能力低下促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生产。留守儿童的平衡重构过程表现为假性单亲家庭的功能补偿、扩大家庭的监护代偿、学校教育的发展保护及社区支持的远端缓冲。对留守儿童的福利提供要以照顾与保护体系的重构为目标,发展家庭社区联动职能,转变家庭政策,搭建学校福利平台,促进留守儿童抗逆力重组。     

职业教育的发展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发生的;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支持,但是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缺失及城市忽视农民工的培训,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动途径不畅,流动后发展受阻。应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与联动,面向城市农民工,发展新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共同服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监护制度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机制的重构

农村留守儿童是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产生的一个新型社会群体.由于监护制度的缺失,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极易受到损害.对此,应设计符合农村留守儿童特点的监护模式,按照国家、社区、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监护体系,形成权利、义务、责任定位清晰的监护法律关系,以有效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的生产要素基础分析

从农村家庭所具有的生产要素基础,即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个层面的五个自变量,对12个省份共2202户农村家庭的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所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家庭人力资本越足,家庭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土地类物质资本越足,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小;有劳动力外出的不同家庭,虽受家庭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作用并非一样,人力资本是关键.在土地不具再生性的前提下,农业发展首先要保障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但要相应控制家庭人口规模,因为农业劳动力与家庭人口规模之间并非正比关系.     

“家庭为本”的留守儿童社会服务政策理念与设计

留守儿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当前农村社区中具有普遍性。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社会交往等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其基本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失衡和家庭功能的弱化,是导致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应以家庭为本,将留守家庭作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着眼点来构建社会服务体系。     

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

“人口红利”应是劳动力数量这一“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统一。文章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主要构成及其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维度，估算出2006—2017年中国省际地区农民工在理论上需要实现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应得报酬与其实际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发现这一人口红利不仅均值逐年增长，而且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人口红利增长能够显著扩大该地区的空间不平等，同时会通过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缩小邻居地区空间不平等，而邻居地区人口红利变动也将通过显著的负外生交互效应反作用于目标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加之邻居地区的负外生交互效应，使得人口红利总体上具有缩小区域空间不平等的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尤为如此。文章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