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与中国宪法学发展

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相应的知识积累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宪法学要回归到宪法文本的研究上来;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经验和实证调查分析,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是,仅有研究上的分野和知识积累是不够的,宪法学分支学科必须加强学科制度建设,这包括稳定的研究机构和群体,严格的学术培养计划,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和长期的基金支持。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知识整合去解决与宪法相关的社会问题;改善现有的宪法学研究状况,开展学术竞争、学术批评,建立学术传统。     

宪法事例评析之于宪法学研究的价值分析

宪法事例是指以国家或政府的名义以及具有社会公权力的主体侵害了宪法上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事件.对宪法判例或事例的研究,有助于对宪法规范、原则的适用与宪法目的的理解与释明.具体而言.宪法事例评析之于宪法学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     

宪法学范畴的逻辑研究

宪法学范畴是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架构.宪法学范畴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与层次,本文将宪法学范畴的逻辑结构分为基石范畴、基本范畴、一般范畴这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范畴成为宪法学体系的支柱和支点,为宪法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将复杂的宪法现象以合理科学的逻辑结构联系起来,共同形成了宪法学这张宏大的网.宪法学的基石范畴是人权,基本范畴包括权力与权利,宪法与宪政两对对应范畴,一般范畴由基本范畴分解而来或直接间接派生,在稳定的基础上有较强的开放性,本文基于这三个逻辑层次对宪法学范畴进行整体把握.     

“《宪法》释义暨转型期宪法解释”学术研讨会综述

宪法文本与宪法规范,乃宪法学安身立命之基础.认真对待现行宪法文本,对于转型中国的宪法实践与宪法学研究,既是一项亟待累积的基础性工作,又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前沿性工作.2011年3月26日,“《宪法》释义暨转型期宪法解释”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和浙江大学“转型期法治的理论、制度与实证研究”项目委员会承办.     

王伟教授专著《中国转型宪法学引论》简介

《中国转型宪法学引论》是第一部以中国转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专著。该书立足于我国宪法制度及其运行实践，从经济、社会、政治转型规则之治的现实需要出发，以世界范围内的转型潮流为背景，研究宪法学与中国宪法学、转型宪法学与中国转型宪法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

韩秀义撰文《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在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指出,无论是在中国宪法研究中,还是在中国宪法实践中,中国宪法实施问题都居于核心地位:对于中国宪法研究而言,中国宪法实施问题既与中国宪法文本有关,也与中国社会对中国宪法文本的体认相连,更与中国的政体架构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     

论作为我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非国家公权力

非国家公权力是指我国宪法"国家机构"一章规定的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享有和行使的公权力,其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意味着公民权利、非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三者关系成为宪法学的基本问题。非国家公权力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包含宪法规范和规范宪法两个议题:前者应从实证主义立场阐明规范之真实,包括真实的中国宪法和中国宪法的真实含义;后者则需从立宪主义立场探求非国家公权力规范的应然状态及其实现路径。我国宪法学研究应建构公民权利—非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三元框架的转型宪法学理论。     

中国宪法学说史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意义

中国宪法学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在1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宪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制度体系与学术体系.尽管在旧中国宪法发展中脱离宪法理性的制度与文本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但就整体学术脉络而言,不同时代学者们所提供的宪法学知识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学术关联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1]特别是,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提倡知识与学术的历史传承,使宪法学说成为连接知识与经验、现实与历史的纽带.     

论"芦部宪法学"

日本当代宪法学界的执牛耳者———芦部信喜先生所建立的宪法学体系,在理论构成上具有相当丰富而又相对自足的内容,体现了对日本现行宪法的体系性思考,在日本拥有“芦部宪法学”的专称,甚至被誉为“日本宪法学的金字塔顶”。它的出现,乃是已有数代传承的日本宪法学说史发展脉络的自然延伸,而这一脉络又与德国国法学—宪法学的发展脉络具有一种对应沿承的结构类似性。由此理解“芦部宪法学”的理论要点,把握其法教义学的学问品格,就可以在一个方面上确切了解:传统宪法解释学是怎样进一步发展成为“规范性宪法学”的。     

论中国宪法学的“制度研究”传统及其转型

受政治学制度研究传统的影响,中国宪法学曾经长期以制度研究为重心。这一研究取向目前正在经历着转型,即从宏观的政治制度到中观与微观的制度安排、从单向度的制度建构到制度与社会现实的双向互动等。作为学术研究的进行时态,这一研究取向仍然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包括保持学术体系的开放性、提供宪法解释学的新路径、关注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解决宪法典中的国家基本政策的制度化问题等。在宪法解释学的发展缺乏司法实践推动力的背景下,关注宪法中的制度安排、宪法权利的制度保障、宪法政策条款的制度化,显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实践唯物主义态度。     

关于公民权利问题研究重点的思考

文章分析了宪法意义上公民权利的“应然”、“实定(法定)”和“已然”三种不同的状态,以及“宪法悬空”的问题及其成因,提出宪法学上的权利研究应当将重点放在将权利的“实定(法定)”状态变为“已然”状态,即研究已经规定在宪法中的权利怎样成为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实,指出准确地把握物质生活条件与宪政发展的关系,找到有物质生活条件支撑又符合法治发展要求的宪政运动进程的“度”,有效地推动宪法“实定(法定)”权利的实现,是宪法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中国宪法学说研究中的中国面向

一、法律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宪法学说 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宪法学说是一个非常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宪法学说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一国的宪法学说往往反映了该国的宪法发展状况与宪法学的研究状况,因而,衡量一国的宪法学的发展程度,往往以该国的宪法学说的发展与成熟程度为标志.纵观西方宪政发达国家,在其成熟的宪政制度和深邃的宪政理论背后,无不以其发达而又绚烂缤纷的宪法学说为理念基础:如美国制宪初期的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学说之争,德国公法研究学中拉邦德的国体宪法学、耶利内克的实证主义国法学以及施密特的政治宪法学之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百科全书派与卢梭的宪法理论之争,日本明治宪法时代的穗积八束的国体宪法学与美浓部达吉的立宪学派之争.这些学说,观点迥异但又自证其成,为本国宪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理论源泉,也为本国宪政实践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     

两种宪法概念

宪法和法律在根本属性上的区别决定了在宪法学研究中不能简单地复制部门法研究中的实证分析方法。尤其是早期现代的背景下，宪法学研究必然不能只把目光盯在实定的宪法条文上。以学科的“科学性”相标榜，进而把宪法学研究限定为一种解释学或教义学，乃是缺乏勇气的表现。现代国家首先是一种民治政体，现代宪法首先是人民的宪法，而不是专家的宪法。近年来国内围绕宪法学研究的争议，本质上是由于对“何谓宪法”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歧所致。在广义的宪法概念看来，宪法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力量，远远超出规范分析意义上狭义的宪法法。在现代共和国家，人民借助宪法同时实现控权和赋权，建立宪制。     

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

本文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变迁为背景,概括了三十年宪法学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并以规范与文献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宪法学研究三十年的主要进展与知识体系演变的特点,展望了未来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我国根本政治制度问题探索

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法学、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正确理解和科学界定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对于贯彻实施宪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根本政治制度的涵义我国宪法中没有“根本政治制度”这一用语。我国目前的宪法学、政治学理论研究中也未把“根本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来阐释。“根本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概念、用语,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目前较为流行的提法中出现、使用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     

确立"法"上之力:宪法解释学的中国使命

新中国传统宪法学研究是一种宪法解释活动,这一研究既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时代局限性,还有可资借鉴之处。如果宪法解释学是一种可欲价值,则中国宪法解释学须实现宪法解释的规范转向,由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证明转化为发现宪法规范的命题陈述。这需要辨析“法”上之理,增强宪法解释的说理性与论辩性。为此,宪法解释学的中国使命表现为确立宪法解释的“法”上之力的学术努力过程。     

2004年宪法学研究综述

2004年我国宪法学研究成果丰硕,呈现出方向更明确,力度更强,讨论范围更广的趋势,关注热点,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文章多起来。归纳起来有5个方面的内容:2004年宪法修改问题,政治文明与宪政问题,宪法司法化问题,宪法监督问题,国外宪法制度研究问题。     

检察权基本理论研究综述

一个制度存在并发挥作用,必须有坚实的基础来论证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我国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独特定性以及法律监督与侦查、公诉等具体职权的关系导致其在理论上尤其是诉讼理论上备受争议.到目前为止,对检察权的性质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和理论界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与检察权性质的探讨相伴而生的是对检察职能的探讨,而检察职能配置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似乎可以归因于立法上的缺陷.检察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正是如何正确认识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检察机关改革的方向则是与检察权的性质和职能密切相关的问题.宪法学者对于检察理论的关注度仍然有待加强.宪法对于检察机关的定性做了明确的规定,而这种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检察权相关问题争论的来源.作为有着独特知识体系和关注焦点的宪法学界,不应仅仅将视野局限于宪法解释学.在权力的特性、权力划分的依据、权力行使的原则等与宪法学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宪法学界可以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并进而对检察理论作出独到精辟的论述.     

宪法学家——吴家麟

宁夏大学校长、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毕生从事宪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治学精神、学术成就和高尚品质,受到区内外法学界同仁的尊敬。1985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吴家麟教授1926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我国宪法学界前辈张志让教授的支持和指导下,就组织了宪法研究小组,开始探讨宪法问题。1951年北大毕业后,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当研究生,攻读宪法学专业。1951年底调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员,讲授中国宪法课程。1954年首批评定高等学校教师职称时被评为讲师。1957年由于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对我国政治法律制度中存在的     

试论中国宪法案例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基于法学乃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之学的理念,首先对宪法案例研究在宪法学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然后就中国究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存在着宪法案例进行了分析,并试着分析对中国的宪法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在中国宪法学的发展和中国的宪政实践中的特殊地位。另外,本文还结合当前国内宪法学在案例研究方面的实践,尤其是一些比较显著的成就,分析了在中国进行宪法案例研究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