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尔斯泰的上帝观看其对老子“道”论的接受与误读

托尔斯泰虔诚地相信上帝,对老子之道非常推崇,他认为老子的＂道＂是指与通向上帝的＂道路＂,多次引用老子的道论印证自己的上帝观。托尔斯泰如此认识是因为二者存在相似性：＂上帝＂与＂道＂都具有本源性,＂上帝＂之意志和＂道＂之规律都具有必然性,＂上帝＂之门与悟＂道＂之路都依赖直觉排斥知识。但是,不同文化下产生的思想是存在根本不同的,＂上帝＂是以＂爱＂为其内涵的人格神,＂道＂是以＂自然＂为其内涵的客观规律。托尔斯泰视二者为一,既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有关,也与老子在西方的传播特点有关。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气节观的重建

从亡国之由的追问中,黄宗羲批评了士人阶层中弥漫的＂市井之气＂、＂乡愿＂之学及晚明以来士人不自振拔、逃禅等＂风节委地＂之士风。他认为,作为遗民的士人,为故国尽死节并非唯一选择,其应然的应世方式是＂持子陵之风节＂,傲活人世,竭力著述,＂抱道不仕＂新朝,在维系＂清气＂、＂扶植善类＂方面做出应有贡献。     

论禅宗语录之“弄醜”——兼说戏剧角色“丑”的得名

在南宋《如净和尚语录》有关那吒的傀儡戏中,那吒表演者的扮相被称作＂弄醜＂。而＂弄醜＂之＂醜＂,当指戏剧角色＂丑＂。此外,＂弄醜＂还可直接证明＂丑＂之得名,确实出于＂醜＂之省文。     

“~应”“伊~”等并非附加式双音词

就学者新说中古诗歌中＂伊＂＂於＂＂为＂＂试＂等是词头,＂应＂＂已＂＂云＂＂来＂＂其＂＂取＂等为词尾的观点,文章从宏观与微观角度作细致准确研究,论定它们都不是附加式构词。得出结论为：＂伊~＂或表肯定和强调语气,或为判断系词;＂於＂为＂於乎＂之省,＂为~＂为泛义动词;＂试~＂或为动词＂尝试＂,或为副词＂姑且＂;＂~应＂为动词＂应当＂;＂~已＂或是＂以＂的通假,或为副词＂已经＂;＂~云＂,或是动词＂说＂,或为＂运＂的通假;＂~来＂为助词;＂其＂为助词,＂载＂是＂才＂的通假;＂~取＂为泛义动词。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韩愈的思想品性及其影响

韩愈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尊为＂文宗＂,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人格品性、思想文章、立身行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思想上,＂道济天下之溺＂,在佛老盛行的中唐,举起儒学复兴的大旗,建立道统;人格上,＂忠犯人主之怒＂,勇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情操上,＂勇夺三军之帅＂,忠君爱国,致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巴蛇”探源

用《说文》释＂巴＂,无论将其释为＂虫＂还是释为＂它＂,指的都是一种毒蛇。根据《山海经》、《本草纲目》等古籍记载考证,笔者认为＂巴＂的本义指＂五步蛇＂。这种蛇起初被巴氏务相及其先祖奉为氏族图腾,后来随着巴人迁徙,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巴＂逐渐演变为地名、族称和国名。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苏童小说改编异同比较

苏童的小说迄今已有四部被改编成了电影,分别是改编自《妻妾成群》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1991),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红粉》(李少红,1994),改编自《米》的《大鸿米店》(黄建中,1995)以及改编自《妇女生活》的《茉莉花开》(侯咏,2004)。其中除第四代导演黄建中改编的《米》之外,其他三位第五代导演改编的均是苏童“女性小说系列”中的作品,横向看来,其艺术理念和创作心态的异同颇值得回味。本文仅以张艺谋和侯咏这两位男性导演改编的作品为代表进行比较,探讨一下他们在将小说转换成影像时不同的处理手法和指导思想。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校释辨正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校勘有“毋”“无”、“以”“已”、“归”“馈”之分歧，但均前者为是。“毋吾以”即“毋吾以居”，指不要像我一样（或与我一起）闲居在家。“方”指法度、准则。“哂”指笑，但此笑同于“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句（《庄子·秋水》）中的笑。“撰”作“馔”，“馔读日诠”，诠指“善言”（积极进取的话语）。“沂乎浴”指“岁时祓除畔浴”。“风乎舞雩”指唱吁嗟雩祭（舞雩是雩坛之专名）。“咏而归”指咏唱《诗经·噫嘻》而归。“吾与点”一语，即流露了孔子无可奈何的感伤，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曾哲的批评。     

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探析——以李睟光为中心

在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中,除了李睟光明确以＂古乐府＂来命名、研究之外,其余研究者如洪万宗、许筠、李翼等大都称＂乐府新声＂、＂乐府＂、＂乐府诗＂、＂歌词＂、＂歌曲＂等来标识和品评。李睟光注意到乐府体制的演变、发展与衰亡以及乐府文体批评中的辨体意味等;洪万宗所注重的是乐府及其变体中的音律的不同;李翼重在乐府探源,并且从唐代＂新乐府＂的声调、格制、色彩的文体角度,区别了朝鲜乐府模仿创作与中国乐府创作的差别以及不足。这些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家所进行的乐府文体批评,标志着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自觉＂的发展阶段。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论汉字蕴涵的生育文化

汉字承载着深厚的生育文化。"生、后、育、毓、身、孕、娠、好",积淀了古人的生殖崇拜意识;"弃、名、保、射、冠",蕴涵着古人的生育习俗;"孙、男、女",表现传统的生育观念。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先秦汉语叹词试论

叹词是汉语词类系统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小类,甲骨文中是否已见,各家尚有不同意见。西周金文已可肯定有叹词（ 、乌虖、 、已）,唯个体数量和出现频率均有限。先秦十二部传世文献中计有30个叹词,出现261次。就出现频率看,除＂呜呼＂很多见,＂於、咨、嗟、俞、噫、嘻、嗟乎、吁＂略多见外,其余各词均在10次以下（多数只一两见）。就分布看,除＂呜呼＂见于七部典籍,＂吁、嘻、嗟＂见于四部典籍中外,其余各词基本只见于一两部典籍中,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从典籍的角度看,《尚书》（10词109见）《诗经》（12词90见）是叹词个数和出现频率均很高的两部文献,《庄子》次之（10词31见）,其余则个体数量和出现频率都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