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动物论

丘吉尔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演说家，他的演讲妙语连珠，具有打动并启迪听众的魅力，可以说是俏皮、诙谐、幽默的。他的俏皮体现在他使用语言时的睿智，体现在他运用的比喻中。有趣的是，动物形象常常作为典故和比喻出现在他的演说中。     

从拉康“镜像说”解读“他者”的含义

“他者”是西方文学理论中一个常见的术语，频繁应用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中。“他者”的建构源自对拉康的“镜像”心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驻康理论中‘‘他者”的多重阐释和“他者’’与言说主体的构建关系。     

论汪曾祺文化人性形成的自觉意识

汪曾祺的文化人性特征是他有意识地构建的结果。他的文化个性的自觉意识比较多的体现为文学对他的诱惑和熏陶，导师对他的影响和引导以及生活对他的教育和磨炼，正是在学习、生活、创作中，他有选择有改造地吸收了故土文化、师恩家学、传统思想的精华，从而形成了他鲜明的文化个性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论穆旦诗歌

"痛苦"是穆旦诗歌内在意蕴的主要特征。穆旦的痛苦一方面来自他对空虚、虚伪、麻木、荒谬的生存图景的洞识,另一方面来自他试图超越、反抗这个世界:在空虚中,他渴望充实;在虚伪中,他看到真相;在麻木中,他保持清醒;在荒谬里,他寻求意义。后者的痛苦不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而且比前者的痛苦更加深入和彻底。反抗的结果只能是陷入更深的绝望。     

跨文化视野中的卡夫卡及其创作

卡夫卡无疑是一个西方作家,但他对东方文化,譬如日本艺术、印度宗教,尤其是中国文化却情有独钟,他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但他一直生活在基督徒中间,他不信犹太教,但对基督教思想却有着深刻的体悟和亲和性;他是一个接受德语教育并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尽管他对德语的掌握和运用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他在德语中却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生活在绝大多数人说捷克语的欧洲城市布拉格,他在家里经常使用捷克语,他还学过英语、法语、意大利和意第绪语,他渴望在犹太语中找到自己的家,但他最终却未能如愿。全部的文化冲突几乎总是以语言为依托的,卡夫卡由于如此深刻地体悟了语言的冲突和困境,因此,他对文化冲突的描述和表现总是和语言问题连在一起,而这又使得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非常浓郁的现代气息和意义。     

鲁迅人才思想初探

鲁迅的人才思想,是鲁迅思想文化遗产中不可忽视的财富。鲁迅虽然没有写过人才学专著,但反映他人才思想的论述散见于他的论文、杂感、序跋和书信中,内容丰富,见解深刻。从鲁迅的著作中发掘、整理、研究和探索他的人才思想,学习和继承他的培养人才的丰富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智力开发、人才工程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生活中的幽灵

1959年，知名的瑞典画家、音乐家和电影制片人弗里德里奇·于根生，带着他的录音机来到他别墅附近的一个乡村胜地，想用录音机录下鸟鸣声。后来他发现，在他的录音机中不仅有鸟呜声还有微弱的人声，在用瑞典语和挪威语讨论夜鸟的歌唱。于根生起初以为是他无意中录下了收音机的某个波段，但是在再次录音时他听到了更多的声音，在这些声音中有人告诉他是他死去的亲戚和朋友。     

米沃什诗中的时间与拯救

在米沃什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展现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即时间和拯救。面对时间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变化，破坏，屠杀和死亡，米沃什感到惶恐，困惑，悲伤，甚至无能为力。但他没有忘记、也不曹放弃他诗人的职责：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努力恢复过去和现在的联系。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揭露罪行，而是探讨20世纪的历史和人性中善与恶，这就是他的诗中有着那么多的追问，并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自责甚至忏悔的原因。     

纪晓岚后世沧桑史（之五）——行伍人

他是一个纯粹的行伍。宽肩乍背、双目炯炯、声如洪钟、雷厉风行。他是一个双料传奇军人,先后在国民党青年远征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大半生。他是新中国空军的开山老兵,组建之初,他就投身其中成为一名身经百战、睿智机敏的情报参谋,他随着新中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     

对绿色生态的思索与追求

生命与自然界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绿色生态及其功能的和谐运转不仅是大自然的本质要求,也是生命孕育、创生、发展的根本所在;人类自产生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认识、改造、利用自然,人类的生产实践给自然界及其自身带来了许多灾难,如环境问题、工业问题、人口问题等严重影响大自然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此,探讨了绿色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实践的客观要求,呼吁当代人类应该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自己的家园,创建一个和谐、稳定而美好的生存环境.     

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兼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探寻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获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的过程之中,如何既避免“理不离境”的经验主义错误,又规避超越时空的先验主义谬误,显然是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仍未得到明晰的认知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经验论一样,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先验论,无疑偏于极端和绝对。将经验与先验相统一而形成的有机认识论或普遍主义认识论,或许是更为合理的认知门径。而对于这一门径的找寻,正是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会职责和独有优势,在于它以必要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前提,超越经验知识,通过知识占有和因此获得的思想力量,以先验与经验有机结合所获取的洞察力,批判性地洞悉、预判事物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必要的预警和展望;同时,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之中,探求、发现与抽象出远高于具体经验知识的共同经验知识及文明成果,也即体现事物发展之真理性的普遍性理念,最终积淀而为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文明成果,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僵尸企业的生成、危害及处置——文献综述和未来研究方向

僵尸企业是阻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隐疾”,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之一。厘清僵尸企业是“怎么来的”和“怎么没的”对于科学且有效地处置僵尸企业、增强市场效率具有理论和政策上的指导意义。在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及其演进,比较了中、日、欧等国家(地区)僵尸企业的不同特征及成因,分析了政府和银行的不同作用机制,归纳了僵尸企业的主要危害,并从加强市场机制、推进制度建设、营造适当宏观经济环境、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等角度总结了预防和处置僵尸企业的方法。最后指出了关于僵尸企业需要进一步着重研究的问题:民营僵尸企业的特征及成因;银行对于僵尸企业生成和处置的作用,特别是政府与银行的互动;僵尸企业通过产业链对上下游企业造成的危害;僵尸企业与宏观经济及政策的互动;清理僵尸企业可能造成的风险;等等。     

《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评介

俄罗斯科学院信息科学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信息科学学会(ISIS)主席,康斯坦丁.科林(КонстантинКолин先生的著作《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对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对信息科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学科地位、体系结构、领域和方法,信息科学教育,信息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信息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信息科学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这本著作中,科林先生不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和哲学观,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观和教育观。科林先生所代表的俄罗斯学者的相应研究和工作,一定会给我们诸多启发,值得我们借鉴。     

新工科背景下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证研究

新工科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提出了全新视角,在研究生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是实现“三全育人”的关键途径。在新工科背景下,以《交通景观规划与设计》的课程思政建设为案例,借助CiteSpace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以可视化图谱形式对已有成果进行分析,发掘研究生课程思政研究的热点; 从课程思政育人目标、课程思政培养目标映射矩阵、课程思政元素挖掘、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融入知识点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工科背景下《交通景观规划与设计》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思路。研究认为,《交通景观规划与设计》具有较强的交叉学科特性,应将知识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意识、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工匠精神、人文情怀、创新意识、科学素养、时代担当、文化自信10个维度的课程思政培养目标相结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强化课程与课程之间、课程内部结构之间的联动性,从课程知识点、教学内容中发掘解决当前专业领域内的科学问题,及其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意义,任课老师要在教学中自然地融入课程思政内容,实现研究生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当代创新

当前共同富裕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要求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共同富裕内质意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发展历程的考察,厘清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来龙去脉、发展创新,从而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思想,启发和指导实践政策的制定。研究认为,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实现“所有的人富裕”的合规律性设计;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质是社会财富共享,出发点是社会公平正义,前提是生产力不断提高,保障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对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遵循社会主义应有之义提出共同富裕理念,基于现实国情辩证把握共同富裕内涵特质,在不断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更加突出共享的特征;中国实践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和适度差距的统一,是共创财富和共享财富的统一,是远景展望和分步实现的统一。     

生态文明视域下道家思想对当代法治发展的价值

道家思想包含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增强发展可持续性的内涵,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主张尊重和保护自然、维持生态平衡,最终建立人与人(包括当代与后代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秩序。道家思想与现代生态文明的暗合体现为两者都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共同目标,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观以及通过可持续的生产消费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共同路径。道家思想对当代法治发展的价值体现为推动立法理念生态化、完善执法全程的生态化、拓展司法文明的内涵和推动守法主体思维方式的生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