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

本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持续性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重点研究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改革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激励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的负担能力等三方面破解思路。     

“复合型分离”：基层治理标准化实践的制度困境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治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标准化是其中的重要尝试。基层标准化实施经常出现“二重性”特征,带来治理成效的同时也催生了形式主义问题。建立层级结构、特殊情境以及社会三维平衡的分析框架,根据对G镇标准化治理改革的追踪发现,其出现了替代、“反构”与分离的过程,现象表现为政治动员取代专业化思维、组织行动“反构”执行策略、治理标准与现实情境相分离。因此提出“复合型分离”的理论解释,规制性支柱、规范性支柱以及文化-认知性支柱是制度支柱的基础,而不同制度逻辑平衡的破坏导致不同制度支柱间的相互分离,进而使得组织行为变异。制度逻辑的统一必须依靠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面对当前基层标准化实施困境,需要提高系统整合中的专业知识能力以及创造社会整合中自下而上的组织机制。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间接影响政策变迁？——基于政策文献量化与知识图谱的分析

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2000年以来36份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政策以及447篇相关学术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政策文献量化研究方法和学术文献知识图谱技术，探究不同阶段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政策与学术文献的相关关系与互动过程。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政策及其学术研究在不同阶段均发生了显著的主题变迁，二者呈现出长期的、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学术研究往往具有先导性，前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对下一阶段政策制定产生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识别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间接影响政策变迁的启蒙模式、知识产业模式、滴灌模式、相互作用模式。未来，应基于中国情景进一步展开政策实践对政策研究的影响以及二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促进中国知识政治学的发展。     

多重逻辑下乡村治理的“漂移”——以东北某村粮食补贴政策调整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本文构建了“行为主体—行动逻辑—治理绩效”(SLP)的统一分析框架，用以系统考察乡村治理全过程，并以实际案例验证分析框架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乡村治理涉及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农户三类行为主体，分别主要对应政治逻辑、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三重行动逻辑。各行为主体面临的约束不同，行动逻辑及其组合也每每不同，由此引发的实际行动以及作为互动结果的乡村治理绩效便存在明显差异。基层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要充分考虑农户的现实情况，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衔接，促使多重逻辑良性互动，进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的政府支持: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国家宏观战略部署对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务工、定居融合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则主要通过政策性扶持和服务性支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合。文章以新型城镇化为管理实践背景,尝试将中国层级治理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理论引入城市融合这一观察视域,以层级政府职责同构和层级职能为理论启发,突破以往农业转移人口融入研究中“权益—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转而以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理论为分析工具,构建“制度—政策—服务”的政府支持+系统,从中央制度环境、地方政策工具、服务供给支持三个层次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的政府支持机制,既能解释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行为的内在规律,也拓展了政府行为理论的研究视域。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理性制度为何无法取得理性结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启示

产业扶贫是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理性制度无法取得理性结果"的执行困境。现有研究分别从主体行为、制度结构与治理情境三个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其中,主体行为视角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角色定位与执行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的直接因素;制度结构视角从治理体制、组织模式与制度逻辑等方面挖掘了"形塑"该问题的制度基础;而治理情境视角则探讨了造成各地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差异的要素禀赋、产业选择、产业运作模式及关系网络等情境性因素。现有研究虽较全面地甄别了影响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各因素,但仍存在着缺乏整合的分析框架,忽视基层行动者的调适功能,理论提炼与对话稍显不足以及难以识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共通性因素等问题。后续研究可借鉴制度分析和发展(IAD)框架中的多层次分析思想,建立整合三大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挖掘治理情境中的调适性因素,探讨治理情境与行动者的不同互动模式,寻求与已有政策动员及国家治理理论对话,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以实现理论的整合与突破。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逻辑、困境及政策变革—基于家庭的视角

中国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关键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话语分析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逻辑意蕴是推动其家庭的城镇化。然而,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面临着家庭界面缺失、家庭成员离散以及家庭功能失衡等现实的困境。因此,基于家庭的视角,文章提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变革的总体思路以及相应的实践策略。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政策话语图景 ——基于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

[提要]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我国财政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结构因素、行为因素及债务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已形成较为深厚的知识积累，但是其制度层面的分析还相对薄弱。本文通过政策文献计量的方法，勾勒分税制实施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整体趋势及发展历程。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相关政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话语焦点，并且政策话语轨迹呈现出债务主体一元至多元的转变、治理策略从禁止到规制的改变、政府自身职能定位从运营主体到服务主体的嬗变。希冀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政策的阶段特征及其背后演化逻辑的初步梳理，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制度视角的知识基础。     

论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多重治理逻辑

统筹城乡职业教育是国家、地方政府、职业院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综合性教育改革.因为当前统筹城乡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公共理性缺失和多重制度阻隔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地方政府、职业院校等不同治理主体在各自不同治理逻辑的驱动下走向了行动中的自由博弈.又由于传统科层制的痼疾,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治理出现了以成果为导向的“行为偏向”,整个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治理陷入了一种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困境之中,严重阻碍了城乡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基于组织分析的“多重制度逻辑”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综合变革中多重治理逻辑的关系,在公共理性的主导下安排新的制度设计,构建统筹城乡职业教育360°治理模式,改变科层制治理的空间组织形式,驱动统筹城乡职业教育改革,推进城乡职业教育均衡与协调发展.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延续与变迁：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建构——基于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的分析

官方话语分析对更好地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1993至2023年俄罗斯官方发布的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是其三十余年重返国际舞台和处理对外事务思维观念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探索、进取和调整历程。“身份”“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五大主要话语单元及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演化深刻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延续与变迁。国内国外两个层次、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维度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三大构建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指导着话语体系中各主要单元的话语表达强度,通过调整话语表达表明俄罗斯决策层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对“多极化世界”的诉求,实现对身份认同和国际地位的追求,在延续中体现出发展动态和阶段特征。同时,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仍然存在概念不清、思想矛盾、目标与能力失衡以及与现实偏离等问题,需要贴近现实并增加思想和内涵的丰富度。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延续与变迁直观地反映出俄罗斯看待当前国际秩序的观念、构建对外关系的逻辑以及为突破当下的困局而开展的外交实践,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外交趋向。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中国社会治理政策实现了由地方创新向全国推广，此类政策扩散过程中的驱动力及其扩散机制还不明确，其他类型政策的研究结论并不适用。【设计/方法】基于2000～2020年网格化管理政策的省级扩散数据，将事件史分析法与面板回归分析法相结合，分析了社会治理政策的微观扩散驱动力和宏观扩散机制演变。【结论/发现】一项社会治理政策，在中央政府倡导前，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效率逻辑与规范压力；在中央政府倡导后，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中央政策确认带来的科层压力；驱动力的转换促成政策经历“地方创新—有限水平扩散—深入垂直扩散”三个阶段的机制演变。研究结果不仅为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驱动力与机制演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厘清了政策扩散理论对中国制度情景下不同类型政策扩散的应用边界。     

政府主导和推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探究

随着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已持续不断地涌入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着缺乏“顶层设计”, 法律制度不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体制不健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两种身份在利益上的严重不平等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去考虑：加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提供硬性的制度保障;政府应加大对市民化的经费投入,努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营造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     

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实现模式与住房消费行为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我国早期户籍与住房制度以及城乡分割二元金融制度却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较大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定居,其消费能力逐渐增强,消费结构逐渐升级,创造的巨大内需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通过构建Probit以及IV Probit模型深入考察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实现模式、购房意愿、购房融资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对于住房实现模式而言,户主为第三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拥有自有住房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对应的住房实现模式主要为租赁,但这一群体具有更高的购房需求。（2）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均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住房实现模式及购房融资行为,城市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均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自有住房、购房意愿以及购房融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土地资源禀赋有助于增加农业转移人口财产性收入,降低市民化成本,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社会保障覆盖能够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意愿与住房融资意愿。为此,必须加大住房消费金融支持力度,弱化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融资约束,同时应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水平,从而增强其住房支付能力。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自由及稳定迁移是一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其社会融合是落实我国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笔者以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社会融合的制度框架,并围绕农业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品的供给进行多维度的路径设计,力求多措并举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增强其城市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从而以实现人的融合为突破点,推动城乡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