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嵌式协同：跨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模式创新及机理分析

“公地悲剧”在当今生态环境领域屡见不鲜，协同治理作为克服“公地悲剧”的有效途径被广泛使用，但如何实现跨行政区域的全方位协同、提高协同治理效能仍需探索。为此，本文以永定河流域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为例，尝试提出政企“互嵌式协同”这一创新治理模式，从“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如何实现政企互嵌式协同并探索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互嵌式协同能有效破解政企协同治理过程中因集体行动和资源匮乏而产生的治理困境，提升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效能。     

地方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影响

构建公司治理模式,必须正确定位公司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这种政府角色的定位,不仅包括整体意义上的政府功能,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差异,这种差异因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与分权的存在而显得愈加明显,从而对中国这一具体制度环境下的公司治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应当关注政府之间在公司治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竞争与冲突。     

政策营销沟通的有效性分析——以凤凰古城“一票制”政策事件为例

本文针对政策执行准备阶段政策沟通失效的问题,引入全新的政策营销理念,依据政策营销沟通有效性一级和二级评估指标的分析框架对凤凰古城“一票制”案例进行剖析.发现该政策沟通的“效率高,效果差”,属于典型的传统“单向度信息沟通”方式,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官僚制结构的诸多障碍下传统单向度灌输宣传方式.所以将“整合营销沟通[1]①”的4C's策略运用到政策执行准备阶段的沟通过程中,进而通过政府与政策受众进行有效的双向互动沟通来获取政策受众对政策的理解与接受,保证政策有效实施.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嵌入式政策执行研究——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

很多公共政策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执行效果,然而,大多数的执行研究,忽视了政策执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从嵌入性的角度看,政策执行嵌入于其所处的社会脉络之中,政策执行所依赖的政策工具,受到政策共同体及其更为广阔的社会脉络的影响和形塑,从而使执行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最终导致政策执行取得不同的效果.     

城市政策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北京东四八条胡同拆迁问题及其理论分析

针对北京东四八条胡同拆迁问题这一具体事件,本文通过政策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规划中的专家与公民关系,希望能够从理论上突破专家论证带来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政策的困境,进而整合公民参与与专家参与,探索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可行性。     

投资者情绪与时变风险补偿系数

风险补偿系数表示投资者承担单位风险所要求的收益补偿，也反映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美国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构建的TVA-GAＲCH-M 模型考察了投资者风险补偿系数的时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方法研究了美国市场上整体投资者情绪与时变的风险补偿系数的关系，结果表明: 投资者的风险补偿系数随时间发生变化，投资者情绪与时变风险补偿系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美国股市整体投资者情绪能格兰杰引起时变风险补偿系数的变化; 同时投资者情绪负向影响着时变风险补偿系数，乐观情绪的变动会导致时变风险补偿系数降低，而悲观情绪的变动会使得时变风险补偿系数增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复杂变化，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也走过了40年的历程，对于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国务院整合成立生态环境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对生态环境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本文从提高政治站位、推进机构改革、拓宽监管主体、完善政策法规、提高监管费用和加强监管手段等方面全面回顾了40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内容，总结改革成果与经验，分析监管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诸如横向职能分散、纵向监管乏力和监管主体结构失衡等。最后，根据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意见，从生态环境政策、监管网络、队伍建设和监管主体等方面对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进行了展望。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应急响应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内在机制与增效路径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对未来实现我国“双碳”目标至关重要。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围绕重点行业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但从应急管理视角看，量化实证分析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差异的研究仍不多见。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CO₂排放量及空气质量日度数据，实证分析不同应急响应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其异质性，并从能源、工业、交通运输规模减排三个方面考察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1)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提高，CO₂、PM_2.5减排效应增强，O₃总体未表现出下降效应。除三级及以下响应外，一级、二级响应状态下CO₂与PM_2.5均处于高协同水平，但不同响应状态下CO₂与O₃总体处于低协同水平。(2)异质性上，一级、二级响应状态下，CO₂和PM_2.5协同减排效应在南方地区、高交通密度省份、疫情严重区域相对较高，CO₂和O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