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吟:从杜甫、吴嘉纪到臧克家--检讨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道路

苦吟既表现在"苦吟"的认真,又体现在"吟苦"的真诚.杜甫、吴嘉纪、臧克家作为我国诗史上三个最有影响的苦吟诗人,其创作在苦吟主体的平等视角、对民众苦难的深度开掘和揭示苦难民众优秀品质等方面一脉相承.在话语形式方面,他们都借境于乐府民歌而又各具特色,从杜甫的"新乐府"到吴嘉纪的"野人体"再到臧克家的"<烙印>体"具有继承发展性,但三点一线的个案演进并没有伴随苦吟诗歌在整体上从中世、近世到近现代的日趋繁荣.     

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孟郊的痛苦内容与解脱方式

孟郊是中晚唐时期著名的苦吟诗人。政治动乱、仕途失意、生活窘迫让他的一生抑郁痛苦。他痛苦内容包括国家动乱、民不聊生之痛,壮志难酬、知音难觅之伤,生活困顿、居无定所之愁,亲人离去、朋友凋零之悲,生命渐老、功业无成之哀。为了寻求精神的满足和痛苦的解脱,他以诗泄愤、遁迹山林、归依释道。孟郊通过形式上的解脱找到了痛苦精神的寄托,也在痛苦和解脱的过程中创造出一大批经典的"苦吟"诗歌。     

诗人的悲剧和悲剧的诗——论苦吟诗人孟郊和他的创作

孟郊是中唐一位“苦吟诗人”。一般对“苦吟”的理解,是指诗人的反复推敲吟诵、字雕句琢。本文从诗人的悲剧命运及其诗歌文本中悲剧意境的创造出发,揭示孟郊苦吟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表现。指出:时代的需要与诗人的个人才能的冲突构成孟郊诗境的“苦”;中唐道德沦丧与诗人先验的道德理想的冲突构成诗境的“清”;以上两种冲突造成的诗人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投射于诗句和诗境,就形成了诗人的“苦吟”和“清词”。受伤的孤鹤的形象是苦吟的内质;“寒”与“不欢”是苦吟意境创造的根据;高古、峭硬和新奇乃苦吟的外在表现。孟郊的苦吟,开启了中国寒士文学的新境界。     

孟郊贾岛诗歌比较研究

孟郊、贾岛同是中唐诗坛上的著名诗人,两人生活经历、遭际相近,且同以“苦吟”闻名于世,更兼诗风相似,再加上对当代和后代诗歌创作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故许多文学史和诗评家常将二人及诗作相提并论。实际上,孟、贾诗还有着很大的差异与不同：从诗体来说,孟长于乐府古诗,贾则工于近体诗人苦吟来说,孟是为生活而苦吟,贾则是为艺术而苦吟;从对生活的表现来看,孟多是以批判的态度诅咒黑暗的社会与痛苦的生活,贾则是较多的欣赏的态度去艺术地反映生活;从诗风来看,孟诗为清奇僻苦,贾诗则为清深幽峭,表现出不同的艺术个性特征。     

休闲方式:人的享受和发展方式——兼论休闲文化的人性功能及社会价值观念的革新

休闲方式与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休闲方式作为生活方式、文化发展方式,也必然是人的享受和发展方式;人的享受和发展在本质上与休闲方式的内在矛盾即休闲力和休闲关系的矛盾运动直接统一。休闲文化具有显著的价值性,它的根本趋势是实现休闲的人性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科学、健康、文明的休闲文化,按照和谐、欢畅、自然、明觉的休闲价值标准,努力追求这样的休闲状态或境界。我们应该自觉地建构以人为本的休闲文化以便更好地实现休闲的人性功能,进而革新诸如幸福、财富等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     

诗工命穷——论南宋江湖诗人的悲剧人生

南宋江湖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诗歌流派,改变了一代诗风.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几乎与普通百姓无异;大多数人并未因为享有诗名而过上优裕的生活,而是生计艰难,命运多舛.他们有的被迫干谒,受尽凌辱;有的兜售诗文,屡遭冷遇;有的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甚至客死他乡,无力安葬.这些诗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一方面与诗人自身的原因有关,如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缺乏恒产,不愿走科举仕宦的道路,或嗜吟成癖和拙于生计等;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压制与摧残.     

试论贾岛的人生道路选择

贾岛的人生有两个核心追求，一是应举，二是苦吟。前人对这两点论述较多，但是把这两点分别同其早年长时间的佛徒生涯放在一起考虑，就会发现这段经历对其应举与苦吟产生的不同影响。一方面，曾多年为僧的贾岛为何久困科场而执着不悔？原因在于诗名成为他新的信仰；另一方面，多年的佛门生活使贾岛可以把一种坚忍的苦行精神转移到诗歌的创作之中，这是苦吟习惯出现的根源。结论：在贾岛的人生历程中，应举是表层的现实追求，苦吟是深层的精神信仰，这两点决定了贾岛由僧还俗、终生苦吟不辍的独特人生道路。     

试论贾岛的人生道路选择

贾岛的人生有两个核心追求，一是应举，二是苦吟。前人对这两点论述较多，但是把这两点分别同其早年长时间的佛徒生涯放在一起考虑，就会发现这段经历对其应举与苦吟产生的不同影响。一方面，曾多年为僧的贾岛为何久困科场而执着不悔？原因在于诗名成为他新的信仰；另一方面，多年的佛门生活使贾岛可以把一种坚忍的苦行精神转移到诗歌的创作之中，这是苦吟习惯出现的根源。结论：在贾岛的人生历程中，应举是表层的现实追求，苦吟是深层的精神信仰，这两点决定了贾岛由僧还俗、终生苦吟不辍的独特人生道路。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之十八)

<正>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云龙百尺楼。 [集笺] 东野穷愁死不休《笺注》:《六一诗话》:“孟郊、贾岛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是都无一物耳。”《隐居诗话》:“孟郊诗蹇涩穷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其自谓:‘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     

借诗歌艺术手法增说部文采情韵——唐人小说诗化倾向初探

唐人小说往往以诗行文,甚至融入诗歌的手法,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的创作倾向———“小说诗化倾向”。其原因固然是前代小说创作积累使然,然时代风气也不无影响,且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当时诗人,而“行卷”、“温卷”的盛行又更加推动了这一倾向的发展。唐人小说的诗化倾向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清代试帖诗限韵及用韵分析

自乾隆二十二年,清代乡、会试均增加五言八韵唐律一首,通称＂试帖诗＂。这是一种有着严格程式要求的诗歌体裁,尤以事先限定韵部为突出特征。会试及顺天府乡试诗题均由皇帝钦命,同时指定一字作为韵部,其他各省乡试则由主考官命题限韵。从限韵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统计分析,为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而今解下还清帝,脱去寒酸自啸歌”——废科举与盐城士绅文人之命运

1905年的科举改革是晚清政府的重要政治举措,以江苏盐城县的士绅文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废科举前后他们命运和思想的变化,以及他们或抱残守缺,或重修新学,或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选择,再现了清末民初盐城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一面。     

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僧诗

通过对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诗僧的探讨，指出在当时诗坛苦吟之风日盛的情况下，诗僧能融入时流，促进苦吟之风，将苦吟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出诗僧诗歌创作的热力。     

论唐代科举制度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

唐代科举主要的考试科目及考试方式都与古文有关。文章复古者对科举考试不良倾向的批评和改进更是从制度上肯定了古文理论的合法性,规范和制约了天下文士的文体选择和风格倾向。这批文章复古的倡导者利用科场来培植革新力量,从而更加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势力和影响力。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地域性诗歌创作的魅力——论90年代以来的广西诗歌创作

广西诗人自90年代以来呈现出较为旺盛的创作势头，由于地域性这个具有情结性的因素的作用，广西诗人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不少不可多得的魅力。它们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苦痛的历史记忆与故土情结；沉重的现实焦虑与责任感；理性叙事与大爱的情怀；质朴的语言风格与口语化的写作习惯。整理以及发掘这些诗歌创作的魅力是研究者的必然任务。     

叶宪祖生平创作与家学渊源

本文以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叶宪祖中进士为界,把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叶宪祖主要以潜心读书为主。后期,叶宪祖面临的不再是个人的升沉、得失,而是严酷的社会现实,黑暗的政治体制。叶宪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戏曲家,与他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叶家乃书香门第、科举世家,其父叶逢春对叶宪祖的影响尤为深重。叶逢春工诗、工古文辞,喜曲。耳濡目染之下,叶宪祖也善为古文辞,喜曲更善于谱曲。叶氏先祖勤政爱民、不畏权贵的传统也影响着叶宪祖的为人行事。博采众长、注重讲学更是对叶宪祖的戏曲创作与审美取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诗歌创作看唐代和亲

唐代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民族和亲事件。唐代诗人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对汉代的昭君出塞进行了历史咏叹,同时也对当朝的公主和亲事件作了现实关注。唐人的诗歌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他们对和亲政策或反对或赞同的态度,探其原因与诗人个人经历、朝廷政策以及唐边疆稳定与否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