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庭坚诗歌在明代的接受

明代,黄庭坚诗歌和宋诗一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其接受进入第二个低迷期。黄庭坚诗歌的接受历程与前后“七子”的兴衰相消长:前七子兴起之前,在明初诗坛的宗唐宗宋之争中,宗宋一派总体呈强势,黄庭坚诗歌往往被标举;前后七子兴盛时期,宗唐成为诗坛强势主流,宗宋一派无力抗衡,黄庭坚诗歌除遭遇指斥外,就是被忽视而无人提及;万历时期至晚明,宗宋思潮逐渐走强,黄庭坚诗歌接受低潮又有所回升,并影响到清代终于形成接受热潮。     

论胡应麟的元诗观

胡应麟在其诗论著作《诗薮》中对元诗有其独特的评价,这种诗论主张既受到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也反映出他的评诗标准.本文将从对胡应麟评价各体元诗的具体分析,以及他对元诗和宋诗的比较,来进一步了解胡应麟的元诗观.     

山谷诗的自由王国

黄庭坚作为宋诗的典型,在诗艺的诸多层面继承并拓展了传统,成为“句法诗学”的集大成者.语序是山谷“句法”的核心之一,平仄、节奏以及押韵等因素限制了诗歌语序的形成,但经过诗人的自觉追求,可造就一类特殊格调.山谷的“用典法”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典故体系”,其重要方法如“用全语”“错本旨”等多能体现其“瘦硬”精神,而用典的“程式化”更是宋人诗学的一大异观.在“远境”的追求中,山谷于“篇中远”及“句中远”独擅胜场,以句法的承接、断裂、省略来营造“句中远”,则更具“山谷风味”.要之,黄庭坚的“句法诗学”为古典诗歌带来了全面突破,已足以构成一座诗歌领域的“自由王国”.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宋代特有的思想文化观念和诗学认识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因为儒学复兴,宋人大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自觉以儒家道德伦理的最高标准作为精神追求,因此,宋人首先就从儒家道德伦理角度解读黄庭坚的诗歌,对黄庭坚的君子人格进行颂扬和推崇。另一方面,宋人面临唐代诗歌的成熟和完美,时时想要有所突破,建立宋诗独有的特色,于是他们又从诗歌技艺与创新的角度切入,对黄庭坚在诗歌上的成就作出评论。总之,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表现出宋代特有的诗学观念,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诗学思维方式。     

黄庭坚的“用意”诗学观初探

黄庭坚诗论中的“用意”“道意中事”“意有所属”等诗学观念, 是连接他诗论中的“句法”“句中眼”等修辞概念与“心性”“读书”等修养概念之间的中介。它的“体”既包含了“心性”存养的要求, 也包含了作为存养工夫的“洞见”和“见解”等;它的“用”则既有以“意”贯通“古人之陈言”的意思, 也有“寓意于物”的心物观。但是, 这些观念的内涵既不同于单纯的心性存养, 也不仅仅是诗歌形式的寓言化, 更超出了道学家的“观物”。其复杂的肌理标志着诗人感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对这种变化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黄庭坚, 也为我们理解宋诗提供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视角。     

在新旧小说观念之间——胡应麟的小说研究述评

胡应麟,字元瑞,晚更字明瑞。明嘉靖三十年(1551)生于兰溪。尝自号少室山人,已而慕其乡人皇初平叱石成羊故事,更号曰“石羊生”,又号曰芙蓉峰客、壁观子等。少早慧,万历四年举于乡,屡试不中,遂以诗名,与王世贞、王世懋相友善,和汤显祖、汪士禛等人也都有一定交往。王世贞对他的诗评价很高,把他列入“末五子”。他也是明代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所著《诗薮》是明代诗论中的重要著作。胡应麟还是明代有数几个可以与杨慎并列的学问家,《四库提要》称他为“读书种子”。     

论黄庭坚诗歌的用典

黄庭坚既守儒家的道德准则,保持倔强兀傲的个性精神,又具备老庄哲学的旷达、逍遥,还接受了佛教禅宗的深刻影响。在诗歌用典的艺术层面上,他得益于杜甫诗歌的锤炼、韩愈诗歌的奇崛创意,尤其从佛家的诗多机锋中涉取养料,形成丰富的用典技巧。但是,究其本质而言,黄诗的用典代表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     

黄庭坚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梅尧臣诗歌接收史上的重要一环。他是宋代诗人的代表人物,把宋诗推向了发展的高峰。黄庭坚诗歌崇学尚典,注重对历代前贤诗歌的博采与融通。就本朝诗人而言,他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尤为明显。无论是诗歌取材,还是写法技巧,乃至审美趋向都深受梅尧臣的影响。可以说,黄诗承袭着许多梅诗的因子,诸多方面都是沿着梅诗的特性顺延发展的。     

清代“桐城派”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中心

清代“桐城派”对注重诗法的黄庭坚一直相当推崇,这集中体现在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昭昧詹言》以古文之法探讨诗歌,注重起承转合、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音节等写作技巧。基于此,方东树对黄庭坚诗歌颇多推许,集中论评了黄庭坚学杜诗的成就、黄诗拗奇矫健的句法及其大开大合的篇章结构,这在黄庭坚诗歌接受史上独具一格,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同光体”诗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典范选择对宋诗创作风格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宋人从最初的模仿、学习，再到最后自成一格——宋调形成，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王禹僻、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诸诗家的努力，最终在杜、韩典范中确立了诗歌平淡美的创作风格，宋诗也因此成为古典诗歌中区别于唐诗的另一高峰。     

论黄庭坚“好诗”词风对宋词内质的重构

文章具体分析了黄庭坚所谓“好诗”词风的内涵,指出其词内蕴了江西诗风的二重性：既具有瘦劲典雅之气骨,也具有蕴藉静穆之意韵。气骨偏于诗质,意韵则是对词体内质的回溯和深化。黄庭坚正是以这种词风,参与了词中“宋调”内质的重新建构,并由此获得了词史上的一席之地。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略析胡应麟对严羽、高棅诗学观念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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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诗之"趣"

与宋代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相适应,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特征和审美倾向,尤其是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这当中,又以杨万里诗的情趣、苏轼诗的谐趣、黄庭坚诗的禅趣、朱熹诗的理趣更为典型.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全明词》对稼轩词接受情况的调查分析

有明一代,《草堂诗余》盛行,但仍有许多词人热衷于追步辛稼轩。与宋、元比较,《全明词》对稼轩词的接受面更宽,接受度更强。事实证明,在推动稼轩词经典化过程中,明人并未缺席,且为清初稼轩词风的流行作了铺垫。究其原因有三:词学理论的转向、豪放词风的延续和时代因素的影响。从明词与稼轩词关系入手,可为进一步深化对明词的认识、重新估价明词的历史价值找到一个新的观测角度。     

山谷诗内诠

黄庭坚深受禅宗影响 ,其作品往往有较浓的禅味 ,或者喜欢在作品中使用禅宗或佛教典故 ,加上其用典灵活隐晦 ,往往让人难以得其真意。如果典故本意未明 ,就不能准确地理解黄庭坚的作品。古代注家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但错漏之处也在所难免 ,文章以具体例子作了讨论。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历代李白诗歌接受述论

自有唐至清,李白诗歌均有着广泛的接受者,他们中既有文坛名流,如唐宋之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元明之杨维桢、萨都剌、高启、王世贞,清之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也有众多普通文人和下层民众。唐宋人重其奇思壮采,元明人学其傲岸个性,清人更注意其风雅传统、经世思想。历代对李白诗歌接受的普泛性,除杜甫之外,无人可与之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