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生视闽下的多元文化空间建构——基于盈江县支那乡白岩傈僳族村的人类学考察

文章以“社会共生”为视阈,结合对白岩傈僳族村的实地考察,以其社会空间中的语言文字、服饰、建筑、宗教信仰等文化的多元互补为切入点,通过对白岩傈僳族在建构多元文化共生空间的历程中所总结出来的既“坚守”又“融通”的生存智慧分析,认为：白岩傈僳族建构的共生空间具有双重性,原因为“自觉”与“攀附”的文化碰撞,“文化自觉”造成“差异”,“文化攀附”促使文化得以“地方性”的重构,其演进的结果是将白岩僳僳族的生存空间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下的“共生格局”之中。     

传播学视域中怒江流域傈僳族宗教信仰变迁动因分析

19世纪末基督教开始在云南地区传播,原始宗教在傈僳族社会的核心地位逐渐动摇。该文在传播学视域下将傈僳族原始宗教与基督教的传播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探究怒江傈僳族宗教信仰变迁的深层原因：1）基督教教义表现了普世宗教的巨大包容性激起傈僳族人的强烈共鸣;2）基督教入世宗教特征使其能够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两个方面对傈僳族宗教信仰产生全面的影响;3）基督教立足于贫困社会最底层多途径的传教路线,使其在傈僳族社会中无孔不入。     

基督视阈中的傈僳族特色文化重述

近年来,云南傈僳族基督信仰在原有历史上得到迅速流布,超过80%的傈僳族群众皈依了基督,与基督教有关的一切日渐成为傈僳族日常生活化行为,傈僳族传统特色文化特征急剧消失.基督教在当代傈僳族群众中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除了其贴近世俗生活、亲近民众的传播方式以外,傈僳族传统历史形成、居住地域语境、现实发展冀望是当今基督教在傈僳族群众中获得普遍效应的主要原因.因此,探寻当代傈僳族民族品格、历史成因、发展冀望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确立傈僳族发展与民族特色文化良性互动的社会机制,保护和发展区域多样性民族特色文化,对发展民族地区区域经济,促进健康、文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民族区域特色文化具有极为积极的意义.     

傈僳族无伴奏四声部合唱与文化置换策略

傈僳族人能够接受基督教信仰,关键原因就是基督教在保留无伴奏四声部合唱这种傈僳族文化形式的基础上赢得了傈僳族人的民族文化认同.     

傣族地方人生场域中的灵魂关照——以官纯寨为例

官纯寨是一个典型的傣族乡土社会,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信仰体系,这一体系并不是多元信仰的简单并存,而是官纯人在坚守其原创并世代相传的民间信仰,同时接受外来佛教信仰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结合,建构起的一套具有鲜明民族性与地方性的多元共生的信仰体系。     

“汪公菩萨”信仰空间扩张的人类学考察

从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社会的"祭祀圈"与"信仰圈"概念出发,以20世纪80年代民间信仰恢复以后的高湖村"汪公信仰"田野资料为基础,将信仰空间从"祭祀圈"到"信仰圈"扩张过程与"汪公信仰"发展历程相关联,通过对汪公出会仪式过程的描述以及对祭祀对象"汪公"从"私家神"到"村落神"再到"区域神"信仰空间格局扩大的研究,阐发地方性神灵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建构的积极意义,为助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些思考。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云南怒江傈僳族的宗教信仰

云南怒江傈僳族的宗教信仰李月英滇西北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族有两种宗教信仰，一种是傈僳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另一种则是外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原始宗教相信灵魂存在，灵魂不死是傈僳族宗教信仰的思想基础。与许多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一样，由于...     

基督教与傈僳族村寨的社会秩序研究

腊村是正在面临征地拆迁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一个傈僳族村寨,单一的基督教信仰成为腊村人信仰生活的全部,虔诚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密切。通过当地人自然而然地从宗教情感到民族性格的养成的观察,发现宗教信仰不断形塑当地人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以十字架给你(祷告)和十字架不给你(拒绝祷告)的惩罚逻辑,反映出惩罚效力来源于信仰权力和教义的可接受性,特定的宗教仪轨释放出剥夺权利的信号,以心内强制力达到社会控制的作用。     

艺术与信仰在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共生关系

艺术与信仰相互依存、亲密无间,成就了浪漫主义特有的时代风尚。无限与有限的内在相关性作为当时一切思想观念赖以依存的首要原则,无疑是解释上述现象的基本工具。文章着力从如下三个方面就艺术与信仰在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共生关系做出了说明：首先,立足于有限把握无限是对当时文化传统的精要概括,为艺术与信仰发生关联营造了整体氛围;其次,艺术与信仰的共生关系伴随着艺术神圣化、基督教世俗化的进程得以确立;最后,艺术与信仰的共生关系在浪漫主义诗学中获得了具体实践与检验。     

基督教信仰中的社会性别构建——以怒江娃底傈僳人为例

［摘要］盖尔·卢宾曾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用此概念考察基督教信仰对娃底傈僳人婚姻过程、性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得知，基督教与娃底人在“性/社会性别制度”上存在互动与共存关系，这为傈僳族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内在基础。同时，在“中秋会”和逃婚过程中，娃底傈僳人还表现出制度化行为的特征，这表明娃底社会存在着“性/性别平衡机制”，这一机制是基督教信仰下傈僳人社会性别构建过程的基础。     

云南怒江傈僳族妇女与宗教

傈僳族自原始社会母权制没落之后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 ,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祖先崇拜 ,都必然在其宗教信仰的内容和方式上渗透着性别歧视 ,这些都对傈僳族妇女发展起到了压抑和阻碍作用 ;而基督教在傈僳族地区的传播 ,却对妇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 ,虽然许多傈僳族妇女信奉基督教 ,但基督教同样轻视、蔑视、歧视妇女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

本文从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与封建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关系,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心理需要等方面,对云南八个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问题作社会学的分析,以揭示基督教何以被边疆少数民族接受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原因     

论公元4-9世纪拜占廷帝国圣徒崇拜

圣徒崇拜缘起于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信仰与仪式,是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最具活力的民众信仰.公元4-9世纪,圣徒崇拜盛行于拜占廷帝国.其因在于:一方面,它迎合了当时民众的精神和世俗需要;另一方面,它接纳了传统异教习俗,同时教父们对此采取了务实的"宽容"态度.因此,圣徒崇拜本身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与发展、世俗性与神圣性共存的特点,是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理解基督教能够战胜传统宗教的一个新视角.     

地方性知识与族群标识：文化的传承与建构——云南迪庆汝柯村玛丽玛萨人文化及节日考察

传承与建构是文化演进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文化变迁的历程中,玛丽玛萨人通过玛丽玛萨节日文化的仪式性展演,通过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当下的建构,呈现“我者”的族群文化内涵与外延;通过向“他者”地方性知识的表达与诠释,实现并强化其本位文化身份和族群标识.其多元文化要素形成具有本族群特色的多元共生文化复合体,标识并演绎其族群文化存在,是“一体多元”与“多元一体”格局在族群文化演进层面的生动彰显.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

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并非始自近代,而是伴随着佛教入华的整个发展过程,它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发展涉及到作为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自身本土化转变,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基于自身的习俗文化、伦常日用传统来抉择、取舍、接纳、改造一个外来的制度性宗教。中国佛教的民俗化信仰路径不同于以"契经""契理"为基础、以"信解行证"为传统的"义理性佛教",而呈现出淡化佛教义理、注重仪式化信仰生活空间营造的特质。佛教民俗化的信仰建构表现为以佛教"疑伪经"以及"民间宝卷"为其教义来源与根据,以"民间佛教神谱系统"为崇拜对象,以"灵验"与"叙事"为核心手段来建构其信仰,以及维护其信仰的实践。     

基督教哲学与中国

基督教哲学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概念,不论它是指信仰寻求理解而产生的哲学,还是指在信仰中建构的哲学,其内在结构中都充满了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张力．在中国现代境遇中,这个概念应该具有更为灵活的开放性,如此才有可能较为全面客观地总结２０世纪基督教哲学在中国输入,传播和发展的历史。     

当前基督教文化的转型与走势

笔者曾经说过,今天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上帝"已经成为感觉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上帝";今天的基督教文化所主张的"救赎"的途径是"交流和尊重";而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内涵是"对人的权利的信仰".这样,基督教文化的后现代形态就一方面顺应了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另外一个方面也从根本上破解了传统基督教所建立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种对基督教的新的阐释中,人和上帝形成了一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场的关系结构",构成一种平等的对话机制和以满足人类共有价值为目的的信仰体系.     

“灵的文学”唤醒——抗战时期老舍的宗教情怀浅探

作为一个受洗的基督徒,老舍之于基督教的接受是一个动态的历程。相对于晚清乃至五四的启蒙者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老舍与他们既有共性又有独特性。青年老舍对基督教的接受并不是将其作为终身信仰的追随,而是有选择性的理性接受。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老舍已经远离了形式上的基督教,但是在精神上,还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牺牲自己,服务社会,不顾个人乃至家庭幸福,而将国家乃至人类的光明作为一生奋斗的诉求等等,无不体现了基督徒的殉道与自省意识。基督教并未使得老舍走向超验神学对上帝的追寻,但是却开启了他对人的心灵的探索。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中,此种倾向尤甚。特别是1941年之后,老舍着意于用"灵的文学"对国民进行"灵的生活"的唤醒。《四世同堂》是此创作主张的集中显现。     

信仰关系与地方行政权力的互动——以广东南镇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为例

不同类型信仰间的互动与其关系构成,是一个区域规则、资源网络运作的结果,其中行政权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关系变量。本文采用一个微观的视角,把信仰关系问题纳入到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网络,通过田野调查,对该地区十五年前的一次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事件进行梳理,分析在事件的起因、发展和解决过程中,行政权力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及其与地方信仰关系构成之间存在的关联与影响。文章认为,行政权力直接介入调配信仰关系固然效率很高,然而要建构一个良性的地方信仰关系,坚持法治,提供一个公正、平等的信仰间互动、实践的公共空间,或许更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