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论语》英译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然而文化专有项使理解和翻译《论语》的难度相应加大。讨论《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并对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以便使《论语》英译更好地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历史文化视阈下的《论语》英译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勃兴的"文化研究"思潮更为关注当代文化中处于权力边缘的文化与话语群体,其批判矛头直指"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让中外翻译界更重视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对译本生成的影响及翻译活动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等翻译的社会属性。在翻译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身份的译者,从自身及"他者"历史文化出发,在原语和目标语之间进行调适,确立符合其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从《论语》英译史及其英译发生的语境来看,《论语》英译大体上经历了从"西方中心主义"向"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转向,从归化以"求同"到异化以"存异"的渐变过程。     

后殖民视角下解读辜鸿铭译经的归化法

我国晚清著名的文化学者和翻译家辜鸿铭,向西方译介了中国儒家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其译文新颖独特,做法与翻译策略中的归化法不谋而合。本文拟在后殖民理论视阈下重新解读辜鸿铭译经中的归化翻译,通过分析辜氏译本中所运用归化法的特征及其动机与意义,指出归化翻译策略并非总是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它也可以成为弱势民族宣扬其文化文本的意义与价值、赢取理解与认同的利器。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论语》辜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归化”翻译

文化负载词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由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以目的论为理论基础,分析《论语》辜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归化"翻译策略,论证它给现代典籍译者带来的启示。     

从《罪数》译本看程小青的翻译策略

从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两个因素: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的诗学形态,分析程小青翻译《罪数》的翻译策略,以期了解程小青翻译《福尔摩斯全集》时是如何灵活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对程小青的异化策略进行考察,发现译者对小说形式、称谓与结构等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其原因是为了追随主流翻译策略和让译文充满“洋味”;对程小青的归化策略进行考察,发现译者对小说题名、文化等方面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其原因是为了关照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分析,认为程小青在翻译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时较多地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适时地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围城》的翻译策略及其成因

《围城》英译本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但也有些评论者对译文持有异议。他们用单一“归化”的翻译标准评判译文,认为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从译文202条注释对象入手,运用穷举法,着力探明《围城》的翻译策略及其成因。结果表明,译者所采用的策略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究其原因,这种策略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社会环境以及赞助人等因素有关。     

从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角度评《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

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认同的翻译策略,而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策略。批评家们对跨文化翻译活动中的归化和异化原则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跨文化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视角,对《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和分析。文章认为,两个译本在言语信息的传达上均可谓经典之作,但是在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上,则有很大区别: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主要采用异化原则,目的在于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而Hawkes的译本主要采用归化原则,目的是让译本更容易让外国读者所接受。     

后殖民视阈下的辜鸿铭《论语》译本研究

十九世纪末,随着《论语》英译本问世,辜鸿铭成为中国翻译史上对外译介儒家经典的第一人。辜译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反文化殖民的色彩,他的"归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归化,而带有很强的杂合性。在后殖民语境下,通过考察译本生成的社会文化环境、译者的目的与决策以及译作对译语文化的作用,证实杂合策略在反对文化殖民,确立弱势文化身份的过程中能起到有效作用。     

《论语》英译的多元系统理论阐释

分析了文学多元系统论的起源、发展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通过对《论语》的三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认为译者所处的文化地位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多元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译者对待这一地位的主观态度是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     

顺应翻译论观照下的《论语》两译本评析

顺应翻译论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间的差异。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辜鸿铭和安乐哲的《论语》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辜鸿铭是顺应其传播儒家文化并得到西方尊重的目的而采用"归化"法;安乐哲则是顺应文化平等尊重、相互融合的背景而采用"异化"法。二者的译介实质都是文化翻译的过程。     

典籍英译中的语境重构策略探讨——以辜鸿铭英译《论语》为例

语境在话语表达和意义理解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受到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和交际情境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传统典籍在英译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目的语读者语境信息缺失的问题，以及相关语境信息重构的需要。文章以辜鸿铭英译《论语》为例，从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语境三方面探讨了典籍英译中的语境重构策略，以期为如何有效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论题提供启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辜鸿铭英译《论语》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辜鸿铭所译《论语》在西方社会广受好评,经久不衰,成为儒经英译的典范。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生态翻译理论关照下,从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者中心地位的体现及多维适应选择三个角度来解读辜鸿铭英译《论语》,认为辜氏译本是一部整合适应选择度极高的佳作。     

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

文化名著的翻译与传播受译者的经历和为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制约。文章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关键词、文化事实的翻译特点,指出文化典籍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有效的翻译策略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God译为"上帝"的翻译策略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God译为“上帝”涉及两种主要翻译策略:归化法和拟古法。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使用必然跟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就有必要谈谈God和上帝各自的文化内涵,尤其要将其置于强调文化转向的现代译学背景中进行讨论。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论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然而《论语》各英译本庞杂繁芜,影响了其在世界的传播。阐述了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产生背景,并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予以解析,发现其无论是对译本的选择还是对当时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以及翻译实践中具体策略的多维选择与适应,皆印证了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与指导力,这也为中国经典作品在西方有效译介与传播提供了些许启示。     

浅议亲属称谓的文化差异与翻译

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英汉亲属称谓系统,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称谓形式。因此,系统探讨亲属称谓的翻译很有必要。异化与归化实际上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点加以区分的。只要能达到翻译的目的,两者都是有效的翻译策略。     

从目的论视角解读林语堂英译《论语》中的“叛逆”现象

采用描述翻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分析林语堂编译<论语>过程中导致在篇章结构和内容方面"叛逆"现象的翻译策略,既而运用翻译目的论揭示"叛逆"现象背后的因素.林语堂在英译<论语>过程中采取编译的形式--重排原文篇章结构和增删内容--是基于一定的翻译目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向西方社会通俗地介绍儒家思想的精髓和塑造孔子文化形象.研究的启示在于:文学翻译中的"叛逆"现象可以从翻译目的论角度给予合理解释,译者对原文的"叛逆"是实现其翻译目的的选择,而评价译文的标准则是看其是否有效实现翻译的目的.     

中国传统译论中读者观照的诠释

读者观照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读者反映论,这恰是我国传统译论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论是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译者在翻译时均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背景、视野期待、审美能力等诸多因素。读者的需求和反应无疑会影响译本的质量以及译者对所译作品、翻译手段的选择。解读我国传统地译论中读者关照主要目的在于科学地审视和全面地评价传统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