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其以道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其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合凝炼,形成“道—阴阳—文武—刑德”的治道。《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和制衡的气度,为黄老之学“隆礼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周齐、汉齐、汉初、唐初、明初等时代之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当下中国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之治道实践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王维“闲适”的生命精神与诗歌旨趣

“闲”是王维诗意存在的外在形式,更是他人性深处的精神表征,是其身心一无挂碍的绝对自由的表征。王维往往以全身远祸的机智,以摆脱物累心役的超然,积极顺乎自然而寻求当下精神自由的享受,以自由生命之“轻”来拗救严峻功业之“重”,把庄子的美学境界变成具有更广泛实践意义的人生行为。这种以庄、禅为心灵本体的生命精神,这种以“闲”的方式享受当下的愉悦闲心,一旦遭遇山水外物时,其观照中之山水则常常被其闲适的心灵之光所烛亮,是物皆著“闲”色,皆作“闲”态,皆具“闲”情,表现出“闲”之享受所赋予的福祉的超逸。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为之X”句式探略

本文探讨了古汉语中“为之x”句式的各种类型,并以此为根据,具体剖析了语法学界对这类句式的几种误解,指明了误解的原因,还对它的历史演变做了概括的分析。     

西周法律思想的“类型学”研究

西周法律思想围绕着“天命”、“王权”、“民本”、“规则”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建构。天命的权威性、平等性以及可转移性思想使天命的神圣性得以凸显。而王权的代理性、受限制性、受监督性及地域性思想,导致了王权思想的弱化状态。民本思想强调王权自身的勤政无逸和对民众安全、富裕、健康和安定等方面的关心和维护,展现了民众追求幸福的正当性。而规则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其思想展现了规则的多元化和正义性特征以及强调规则的具体的实施。四个方面的思想构成西周法律思想体系,蕴含着西周时期我国法律精神的逻辑理性和正义内涵,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失意”与“诗意”的交融———白居易的江州生活与诗歌创作

江州之贬是使白居易陷入极端痛苦和不平的重大事件.在江州时期,诗人的“失意”之情流之于笔端,创作了大量的“感伤诗”.江州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白居易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营造住所、读书写作、尽情娱乐、交友唱和、悠游山林,并把眼前的生活呈现为“诗意”的境界,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实现了个体精神的超越,使“失意”的现实生活转化为“诗意”的艺术境界.     

论宋初二李白体诗歌创作

宋人蔡居厚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可见,宋初白居易诗歌影响之巨,这其中尤以李昉、李至为甚。二李无论思想观念还是情趣爱好都极为推崇白居易,使其诗作追慕白居易而成为宋初白体诗的代表与旗手,以至于王禹偁称其诗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二李及其白体诗作的影响颇为"悖论"。一方面,二李艺术修养并不高,其白体诗作放大了白居易诗歌的不足,存在明显的模拟印迹等,这使其人其诗在宋初白体诗人群体中并不出色。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崇高的政治地位影响时代审美风尚并成为宋初白体诗首兴的直接推手,从而在宋诗演进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前苏联的演变

本文对苏联演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戈尔巴乔夫提出和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是促进苏联演变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论文分五个方面，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并在探讨原因的基础上，引出和概括了五条主要启示。     

《论语》“其N”结构中“其”的语义推衍

《论语》“其N”结构中的“其”大体上都起指代作用，也有的进一步虚化。“其”的功能与具体指代对象都是可以推定的。首先，“其”起指代作用有一定的作用域。作用域则随“其N”在句中的位置及其与谓词的语义关系发生变化。其次，在确定作用域后，“其”的具体指代遵循五大原则：同层原则，整体原则，就近原则，直指原则，同类原则。在作用域与五大原则的制约下，“其N”结构中的每一个“其”的功能与具体指代都具有唯一性。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     

试论晚年白居易的自足、闲适思想

源于老庄思想的自足、闲适心态 ,是晚年白居易之所以能在洛阳实现身心自然合一的“中隐”生活的心理基础。因为自足 ,才会身心闲适 ,适又以闲为前提条件。其闲适诗中失落了表现社会责任的儒家精神。     

“明德”小考

“明德”一词由来已久,由出土文献至传世文献可以考见其在先秦时期的源流演变.“明德”在先秦时期可归纳为四个义项（1）光明之德;（2）德才兼备之人;（3）勉力于德政、以德教人;（4）彰显美德.其中“光明之德”为其原始义.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东方战线”探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法曾经与苏联交涉、谈判,希望苏联能够在东方牵制德国,对德作战,形成两面夹击德国的局面.“东方战线”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形成的.“东方战线”的含义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苏联出兵侵占西部邻国领土不应该被看成是建立“东方战线”.     

主体重构：“新三农”问题治理的路径分析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导致了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的出现。部分对“新三农”问题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未来农村将消逝、农业将衰落和农民将消失,对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城镇化为“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未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将提速,农业将转型升级,新型职业农民也将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城镇化给我国“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重构农村居民主体、农业生产主体和农民养老主体是事关当前“新三农”问题治理成败的关键性政策举措。     

“苏门四学士”酬唱之作的基本取向

诗词酬唱为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彼此交流的一个重要手段,其酬唱之作鲜明表现出精神上的认同契合,志趣上的相投呼应,以及文采诗艺上的赏识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