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的解构与建构

忠实翻译标准在当今仍有大量的拥护者,但它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忠实之所以依然受到多人的推崇是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行可信的标准来取代它,要彻底解构忠实必须建构出新标准.翻译活动可以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依据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制定的翻译标准可以成为指导翻译活动的新标准.     

从“忠实”到“理性多元”：翻译标准的构建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其核心是“忠实”翻译标准。但后现代解构主义认为意义不是原先固有的,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这在理论层面上彻底解构了传统译论的核心,但它并未建构出新的翻译标准。后现代建构主义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认为交往合理性应包括“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社会交往活动,应遵守这一交往合理性。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理性多元”的翻译标准。     

交往行动理论下翻译的交互主体性

交往行动是人们之间有意义的互动,它是要建立两个或更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社会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参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本文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分别从生活世界和观念文本两方面思考翻译过程中参与主体,旨在全面理解翻译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主体间的交往趋向合理,翻译活动顺利的进行。     

忠实观视域下的中西方翻译理论对比研究

忠实观是翻译实践中要实现的一个标准。中西方翻译理论中关于忠实观的阐释各有差异。分析研究中西方翻译理论中忠实观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丰富翻译理论,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再论翻译的忠实标准

忠实标准在大多数翻译活动中都是一个重要前提,并发挥重要作用.本文论述了忠实标准在文本层面难以全面实现的原因,并为如何实现"忠实"提出了解决方法即传译本质信息.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忠实标准进行了扩展,指出忠实是"忠实于读者,忠实于原文,忠实于译语"的统一.     

从中外翻译史谈翻译理论研究中的翻译标准

概述了中外翻译史所经历的发展过程，指出了解构主义思潮冲击后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困境，强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重建新的翻译标准的指导作用。     

关于翻译标准“忠实”矛盾性的探讨

翻译标准"忠实"在中西方翻译界几乎得到一致认可。然而,中外学者又普遍认为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忠实。英汉语言差异及中西文化差异是翻译标准矛盾性存在的主要原因。虽然没有纯粹忠实的翻译,但"忠实"标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阶段性的、相对的忠实还是可求的。     

目的论视角下的广告翻译策略

传统的翻译理论不太适合应用型文本的翻译,因为他们都强调"忠实"、"对等",译文的好坏以原文为标准。广告翻译是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语言交换活动。在广告翻译中应以目的论为指导,不拘泥于语言形式,而要采取多种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语言特征、文化习惯和读者期待,以达到广告预期的商业目的。     

再谈口译语言的可接受性

尝试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对口译中译员的语言可接受性问题展开探讨。在建构主义翻译学理论体系中,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起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它提出了交往范式的真理观。口译也是一种社会交流活动,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用来指导口译实践。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

哈贝马斯对先验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我们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很多标准进行反思和质疑。其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可使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翻译观念能随社会、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使翻译研究奠基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和汲纳可使译者注重翻译的社会影响,使译者在其无意识向意识的翻译过程中注重社会规范的遵从。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时注重与作者、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并使译者在翻译时通过反思与传统对话。     

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中的角色定位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著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呈不平等关系,译者处于＂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翻译应该是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因而译者与著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翻译中应尊重译者的主体性和不同的译本,从而促进交往的达成。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层次逻辑——兼论哈贝马斯对物化现象的消解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工具理性批判的继续,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面对同样的主题：物化。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为克服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困难,将物化理论发展为工具理性批判,但是工具理性自身也存在逻辑悖论。所以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实现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的转向,并在交往行为理论的框架内研究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其理论框架内,物化也就意味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通过建构基于交往行为理论之上的商谈伦理对其进行解决。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看作是对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分析与解答,交往行为为何合理?交往行为如何合理?交往行为为何被扭曲?交往行为在现代如何合理实现?依托交往合理性概念,哈贝马斯建构了交往行为理论。     

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下的生活世界概念

回顾20世纪的西方哲学走向,生活世界的重新阐释已成为多元主题中的重要一维。这其中,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阐释是独具特色的,它以社会哲学为视角,将生活世界作为与交往行为相辅相成的概念,在交往理性下重建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成为交往实践的背景和视域。文章试图从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源、意蕴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问题的阐述入手,系统地分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下的生活世界概念及其生活世界理论对于批判传统意识哲学和建立新的哲学基础的意义。     

存在哲学视野中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另一种解读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批判现代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和危机的同时,旨在为这一社会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则关注于人的生存问题,力图通过对"存在"整体的深度分析来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并最终通过诗性的语言来得到克服。与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进路相比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以视为是面向生活世界的交往问题而提出来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现实起点,以交往行为为核心实现"交往范式"对"劳动范式"的理论置换,并通过对交往行为进行规范语用学分析将交往理性重建为一种规范的力量,揭示出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之中的有效性规范,以此谋求对交往问题的规范性解决。     

从语言理论到承认理论——霍耐特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霍耐特反思与重构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论证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一方面他肯定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克服早期批判理论困境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宣称只有“蔑视的社会动力学”才代表批判理论的未来;并赋予劳动范畴在批判理论发展纲领中以重要意义;从而试图走出交往范式的狭义理解,强调交往范式不能理解为语言理论,而只能理解为承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