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抄经考论

鲁迅“用功很猛”的习佛时段在抄写《法显传》后戛然而止，意味着鲁迅的佛学修习最终从发起信心的尝试又回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因缘层面。鲁迅所抄写的两部佛典的作者都对律戒十分重视，《法显传》中记载的佛陀生活遗迹所显示的佛陀人格，也在鲁迅人格生成中造就了一种深层的精神固结，这是理解鲁迅对大小乘佛教“先有”“偏见”的一条路径。鲁迅一生都在文学与历史的领域中穿越往来，推崇“疑”的精神和知人论世的方法，也得益于僧佑学者人格的浸润。     

胡适眼中的鲁迅及其他

各地中学语文教材从今年新学期开始纷纷做出调整，有网友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有《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遂名之为“鲁迅大撤退”。此说一出，舆论哗然。     

文学评论的启蒙叙事--《摩罗诗力说》综论

《摩罗诗力说》在鲁迅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以文学评论的形式，表达了青年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启蒙目的。从鲁迅所求“摩罗”诗派之“新声”、“新声”之“诗力”，以及鲁迅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等方面，论述了《摩罗诗力说》的启蒙意义。     

“闷”的发现与排解:冷清之闷与郁热之闷——兼及后五四时期戏剧写作心理动力

鲁迅深刻洞彻现代中国之“闷”并成功找到艺术排解方式,《呐喊·自序》把艺术家心理之消极情绪——“铁屋子”之闷,与中国现代命运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排解方式;欧阳予倩以“热心”书写潘金莲的冷清之闷,将传统的伦理故事讲述成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女性解放”释放时代之闷;曹禺抱定“悲悯”情怀,用“心灵的艺术”奏响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让“郁热”雷雨里疯狂挣扎的人们,归于平静沉着。《潘金莲》的“冷清”与《雷雨》的“郁热”,是鲁迅“铁屋子”之闷在各自时代语境中的“重现”,欧阳予倩和曹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继续着鲁迅式“呐喊”。     

"梦"与"境遇":对《呐喊》、《彷徨》的重新解读(上)

对“梦”与“境遇”及其关系的思考 ,是鲁迅前期思想的核心内涵 ,构成了《呐喊》、《彷徨》创作的一条中心线索。本文以此对《呐喊》和《彷徨》进行重新解读 ,展示了鲁迅创作中更深层次的内涵与追寻     

试论鲁迅对萧军小说创作的影响——以《第三代》为例

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之一，《第三代》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成就。作为鲁迅弟子，萧军创作深受其影响。与鲁迅相识相交时，萧军仅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没有形成成熟完备的技巧与风格，创作上有着较强的可塑性，鲁迅巨大的人格精神魅力和具体入微的指导，对萧军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代表作《第三代》尤其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乏“鲁迅式”的闪光。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鲁迅与北大校长蔡元培——鲁迅在北京（之七）

《鲁迅日记》：“晚访季市。永持德一君招饮于陶园，赴之，同席共九人，至十时归。”永持德一设宴招待日本留学生竹田复，邀蔡元培、鲁迅、许寿裳等同席。席间鲁迅为永持德一书《诗经》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请勿亵渎鲁迅!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的同志们： 最近我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上读到一篇文章：《关于对鲁迅的阅读与研究的一点建议》（署名曾彦修，以下简称“曾文”，见附件），思忖再三，觉得难以理解。例如。该文说，“解放后一下子把他（指鲁迅）变成了‘民族神’，     

“偷得半联”妙极

鲁迅《自嘲》诗第三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早成脍炙人口的名联了。“孺子牛”出于《左传》：齐景公常常装作牛，西里衔着绳子，让儿子骑着，就是齐景公做小孩子的牛。[第一段]     

"梦"与"境遇":《呐喊》、《彷徨》的重新解读(下)

对“梦’与“境遇”及其关系的思考,是鲁迅前期思想的核心内涵,它构成了《呐喊》、《彷徨》创作的一条中心线索。本文以此对《呐喊》、《彷徨》进行重新解读,展示了鲁迅创作中更深层次的内涵、矛盾与追寻。     

黑暗中的颠覆与狂欢——试析鲁迅《野草》中的“梦”

散文诗集《野草》是身处黑暗中的鲁迅在心灵的炼狱中熔铸出来的鲁迅哲学,其中的“梦”体现了他独特的梦意识和象征性的艺术实践。本文将从“梦”的叙述与“梦境”的角度对《野草》进行新的解读,以期能够抵达鲁迅诡谲的心灵深处与之对话。     

爱与死--《野草》与《十夜梦》比较之一

“爱与死”是鲁迅的《野草》与夏目漱石的《十夜梦》的一个共同主题。然而,“爱与死”之于鲁迅和夏目漱石来说又是有所区别的,处于道德困境中的鲁迅是用“死”的砖石来建造“爱”的巴别塔,即“向死而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浓重的焦灼不安和痛苦不堪;而处于“幻影之盾”中的夏目漱石是用“死”的炭火来锻炼“爱”的真金,即“因死见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淡淡的寂寞无奈和悲哀无助。另外,鲁迅与夏目漱石又都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方式来反对一种虚假的爱与死。     

“起点”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谁是“第一篇”现代小说，学界历来颇有争议。若仅从时间而言，陈衡哲的《一日》与李劼人的《儿时影》皆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似乎更具成为“起点”的资格，但所谓现代小说的“起点”不仅意味着时间层面的起始，更加代表了现代性质的开端。文学史的“起点”有别于文学的“起点”，它在更深层次上蕴含着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以及学术考量等综合因素的判断和把握。因此，对“第一篇”现代小说争议的探讨和对“起点”文学史意义的考察，不仅是“时间”与“内容”之争，更是在深远、宏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下，还原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性与经典化。     

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论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

上个世纪20年代，台静农以他特有的乡土小说蜚声文坛。他是在鲁迅的引导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台静农描写故乡大别山山麓叶家集镇上的“生与死”的短篇集《地之子》，以及讴歌“时代先驱位”的短篇集《建塔者》，均受到鲁迅的赞美，顺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夜半歌声——《野草》原型解读

《野草》有很明显的现实指向性，但那只是“表”而不是“里”。《野草》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但那只是“流”，而不是“源”。《野草》的根深扎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尤其是华夏远古的神话里。《野草》和《山海经》在结构、人物形象、意象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野草》受《山海经》的影响不仅有据可查，而且有其现实的土壤。正是借助华夏远古神话原型，《野草》穿越了历史幽深的隧道，重新把我们带回到那荆天棘地的远古世界，把沉埋在我们民族心灵底层无数世代的悲欢哀乐重新打捞上来。也正是借助神话原型，鲁迅将个人的命运纳入到民族的命运，并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灵魂最伟大的守夜人。     

再论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有认为其涉嫌侵权。根据1928年《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的条文,1938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只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即可,不必以收回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的鲁迅遗著出版权为前提。李小峰同意由第三方出版《鲁迅全集》且对出版时间未设限。这种正面态度有助于消除王云五对于北新书局“反诉”的疑虑,也有利于《鲁迅全集》尽早出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并未侵犯北新书局的权益,也不存在侵权问题。在民国法律框架下,1938年版《鲁迅全集》一经注册,其著作权（编辑著作权）就应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所享有。     

名人“笔误”趣事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小说中有一处写小孙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六斤的父亲七斤把这只碗拿到城里去锔时，由于缺口太大，被锔了十六个铜钉，但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却写成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前后不一致了。不久，鲁迅先生发现了这个“笔误”后，     

民族政治和文体选择 ——论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的转变

文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言修辞本身,而应该被理解为结构世界的方式。文章选取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从《斯巴达之魂》到《四日》的转变进行分析,呈现不同战争“风景”背后的文体差异,分析其与鲁迅民族政治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回答辛亥革命发生之前,鲁迅“弃医从文”前后从“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纯粹的文艺作品”的文体选择转变的问题,该转变标示着鲁迅以文学文体重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开始。     

直面希望

鲁迅先生用“丰之余”笔名写过一篇《扑空》。施蛰存先生说：“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