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嬗代原因再探

曹氏三祖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思想界儒学回归的趋势,以及以极端理想主义的道德对抗权力的倾向,都促使正在形成的门阀士族中的士大夫群体向司马氏集团靠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魏晋嬗代过程中的选择。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汉晋文学中庄骚精神的嬗替

汉至魏晋文学乃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由汉晋文学中庄骚精神的嬗替,正好可管窥这一巨变的过程。汉代士人主要借屈骚以兴怨,文学中多抒发不遇之叹,由对屈原命运的反思,引发了关于生命观的理性探讨;汉末魏晋,庄骚易位,庄子占据思想舞台,文学中述志主题反复奏响。但庄子之潮汹涌,并不意味着屈骚精神已经断流,作为潜隐的暗流,它时或喷涌而出。描述和阐释庄骚两股精神之流在汉晋文学中的嬗替,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由汉至晋文人心理和文学特色的转变。     

解析魏晋风度的精神本源

魏晋风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个性最张扬的一代之文学 ,它的出现离不开当时独特的精神土壤。魏晋风度的创作主体即魏晋文人的生命意识在混乱的时政中突显 ,放达玄学在与虚伪名教的较量中勃兴 ,狂狷之美对庸呶世俗进行抗争 ,正是当时时政的孕育 ,玄风的飙起 ,审美的嬗演 ,成就了魏晋风度 ,这也就是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魏晋风度产生的精神本源     

“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

在中国古代赋学话语中,“源于诗”是一个经典的赋源表达,从班固的《两都赋序》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历代赋论者无不如此。亘古不变的叙述凸显出赋的讽谏和颂美情怀,大多非关赋的起源的文体阐释,而更多焦虑的是赋的政治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诉求。魏晋以来的体性之辨,尤其是元明两代,赋论者多认定赋“属于诗”,瞩目于赋的“诗”性面相,开启了赋学批评由政治内涵向诗学话语的嬗转。除却唐宋以来的辨体批评这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元明两代的崇骚重情的时代氛围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贞观宫廷诗坛风会论

贞观盛世，诗坛上的宫掖遗风，与唐初统治者对南朝文学艺术的喜好和提倡有关。就文学自身而言，以宫廷诗人为中心的贞观诗坛的矛盾现象，是魏晋六朝文学嬗递的延续，也是唐代诗人以南朝声色为基础、融合北朝贞刚之气，以表现恢宏雅正之新朝气象的历史必然。     

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嬗递

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山林传统,以儒道隐逸理论的核心价值为思想资源,围绕"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文化调节而产生,逐渐成为相对于朝廷、政治的自足的文化系统,是士人维系个体独立、缓解与政治威压紧张关系的重要平衡力量。在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萌发并融入隐逸文化的魏晋之前,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经历了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的嬗递。考察这种嬗递的历史动因和演变形态,有助于理解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山林"所彰显的隐逸精神价值,也可以从中厘清山水审美依托隐逸活动而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脉络。     

从侨土嬗代到吴会之争：孙吴文学本土化与世族文学兴起

根据历史进程和文学发展,将现在可以考知的49名孙吴文人分为前、中、后三期,能够鲜明地发现侨土嬗代的演进趋势以及孙吴文学从侨土融合到全面本土化的进程。在江东文学的崛起过程中,出现了吴会之争,吴郡文人后来居上,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世族文学群体。不同于汉代世族的经学传家,吴郡世族的文史成就斐然,尤以文学名世,开启了东晋以降门阀士族的尚文之风。     

魏末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

自魏明帝死后,小皇帝接连当政,朝中出现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最终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三代四口人的不懈努力,完成改朝换代的使命,建立了晋朝。其过程中,表现出了司马氏特有的称帝方式和魏晋更替中的争斗。     

魏晋风度语词溯源及精神实质之我见

魏晋风度凝定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固定含义的专有名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人的觉醒是魏晋风度的最深层的本质。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体现在对自我的充分肯定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否定上。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

段部出于东部鲜卑,其远祖为先秦时期的屠何,早期活动于徒河地区,北朝时段部与慕容部、乌桓又同称为徒何。段部的兴衰与晋末十六国时期的政局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段部与司马越、王浚结援,在司马越当政之时而走向强盛,随着司马越集团的败亡及临敌石赵、慕容燕的崛起而逐渐走向衰亡。同时,段部的兴衰也对晋末十六国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金代政治因素对中医药发展之影响

从金代政府对医药学发展的重视、儒医结合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社会政治需要刺激着医药学的发展3个方面探究促使金代医药文化发展的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金代医药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形成著名医家的基础与条件,并为医史研究增添有价值的资料。     

从法律的视角看后金征服漠南蒙古

漠南蒙古各部为后金绥服对明清的兴亡和蒙古族本身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文章从统治者个人对历史的作用和林丹汗被后金征服两个方面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在经济基础基本相同,生产关系基本稳定的时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核心竞争,首先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竞争。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论晋代的史学与政治

晋代的政治环境既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及其地位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又与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多元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政治地位决定晋代史家的历史认识,政治环境决定晋代史家思考历史的立场与角度,政治得失成为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将晋代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其发展特色。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

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思想演变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曹操执政时期,其权力合法性存在很大的危机,执政者加强控制,士人不得不在观念上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在魏文帝、明帝时代,权力合法性危机得到缓解,政权内部集团的势力相对平衡,总体上为玄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司马氏专权时期,其僭越的权力形态寓含着合法性危机,使其加紧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玄学的思想活动失去了自由的环境,魏晋玄学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