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安全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城市公共安全形势严峻,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进入了"不安全时代"。文章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安全感进行调查,通过优先序列分析,认为其安全感主要体现在社会治安、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社会保障方面,当前城市居民安全感的流失源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多方主体在管理、意识、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为了增强居民安全感,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水平,应形成协作治理机制,调动个体和社会的积极因素做出应对和防范。     

社会转型期的民众社会心态对其心理和谐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心理和谐量表和自编有效的社会心态问卷,随机分层抽取重庆市13个区县1 544名民众进行调查,以检测民众社会心态对其心理和谐的影响.结果发现失地民众和移民的心理和谐水平显著低于普通民众,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生活满意感都显著低于普通民众;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心理和谐水平高于其他民众,他们在生活满意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和政府信任感上显著高于农民、农民工和无职业者;高收入者的满意感最大,低收入者压力感最大,中等收入者问题感最大,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都较低,且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城市、城郊、乡镇与农村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都较低,且四者之间差异不显著;社会心态是心理和谐的显著预测变量,而其中民众的生活满意感、对政府的信任感和社会问题感是影响心理和谐的关键要素.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

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从社会公平感的视角探讨媒体使用和警察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为警察信任的文化解释路径提供新的启示.中介检验结果显示,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中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进而降低了居民的警察信任;交互项检验结果表明,高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高,反之,低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低.中国转型时期迎来互联网时代,媒体在报道警务资讯时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构建有利于个体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媒体环境;同时,发挥新媒体、传统媒体主流渠道的传播优势,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促进警察信任,维护和谐警民关系.     

职场上级交往会影响分配公平感吗?——基于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理论的双重考察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提出职场上级交往影响分配公平感的两种竞争性假设,并使用2014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2014）”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最终支持“社会支持假设”,发现在职场交往中个体与上级互动越频繁,个体的收入分配公平感越强。通过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职场上级交往对分配公平感的正向效应主要通过主客观两种路径实现,与上级交往既在客观层面通过资源获取提高了个体收入,同时在主观上增强了对自身未来地位预期,两种效应相互整合,提升了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

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从实质获得到心理认同:良好社会政策标准的探索——以美国新医保政策为例

社会政策具有公共性,然而,任何社会政策在实际运作中使部分公众受益的同时,又不可避免造成部分公众受损,追求效率价值还是公平价值成为制定良好社会政策的难点。美国医疗保险改革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了覆盖率提高和医保费降低的双重目标,取得公众实质获得和心理认同的效果,为良好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某些启示:社会本位是良好社会政策之根本;受益面是良好社会政策之基础;得失感是良好社会政策之保障。     

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特征及其政策保障

近年来，有关高等教育公平内涵的争论屡见不鲜，对公平、平等、均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公平等概念的界定不清使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佳。作为社会公平的一部分，高等教育公平事关国计民生，是中国现代化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一环。实际上，高等教育公平是一种仅包含机会均等、过程均等的相对公平，是遵循补偿性原则、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存原则和个性化原则的差异化公平。政府作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主要力量，需要通过政策手段保障公平理念的贯彻执行，即保障公平政策的连续性，以高等教育分流为重要手段，配合就业引导，最终实现高等教育的实质性公平。     

论财产公示“零投诉”背后的公众“政治冷漠”问题及其消解路径

作为预防腐败的有效手段，官员财产公示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内容，极其需要公众的热情支持和积极认同。然而，近来国家5个试点城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试行却遭遇到了“零投诉”尴尬困境。“零投诉”现象对应的是公众“零关注”“零认真”，折射出社会公众普遍的政治冷漠。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财产公示制度简单及政府与民众之间互不信任等方面，文章提出应通过消解政治冷漠的方式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个体公平感如何影响政治参与意愿：——基于政治信任的分析

本研究在建构“结果—程序公平感”一致性矩阵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个体公平感对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以及政治信任的中介作用。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技术,本文对8635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当“结果—程序公平感”体验一致时,个体政治参与意愿随着公平感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当体验不一致时,个体政治参与意愿随着体验差异的增大而显著增强;同时,政治信任在两者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个体公平感与政治参与意愿影响机制的认识、理解,也对激发多元主体有序参与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心态调适的“心”路径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社会心态的调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战胜疫情危机、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心态调适不仅需要个人心理自我调适的“小处方”,更需要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基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国家治理 “心”思路,提出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进人民群众的奋进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公平感、提升人民群众的归属感五个方面构建社会心态调适的“心”路径。     

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会公平感与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两个个体认知变量剖析社会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运作机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村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越强烈;社会公平感并不直接影响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而是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双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此外,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发现,机构信任在村民社会公平感与乡村治理有序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公示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和法律机制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以激励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风险、信任与程序公正:邻避态度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

文章以PX项目为例,基于全国1028份公众调查的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了影响公众态度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分别对公众态度产生直接的负向和正向影响;程序公正虽然没有对公众态度产生直接影响,却通过影响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间接影响公众态度。公正合理的选址程序会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政府信任,从而增加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文章认为,在大部分邻避事件中公众表现出来的"不安全"、"不信任"担忧最终可以归结为对"不公正"的抗议。基于此发现,文章讨论了改进选址决策程序的思路和方向。     

农村宅基地制度对农户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

基于黑龙江省调研微观截面数据,在制度保障功能层面,运用PSM方法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对农民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宅基地制度的保障功能可以在居住需求、养老需求、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积累的需求方面提升农民的主观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知需求”及“未来生活预期需求”因素的影响为负,降低了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对“农民自主返乡需求”因素有正向影响,提升了农民的主观安全感;但对“农民风险分担需求”因素的影响为负,降低了农民的主观安全感。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内涵与功能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拓展与提升。制度改革要让农村宅基地从弱化的保障功能中“脱嵌”,实现向财产性功能的让渡,同时要注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生活保障制度。可以尝试开放使用权货币化的方式,提升宅基地的资产价值,通过改革助力农民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     

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政府公信力的政治道德实践问题探讨

政治道德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是社会成员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情感道德评价及内心认同程度,源于政府行政理念及具体行政中蕴涵的情感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反映。其政治道德实践意义体现在以公众评价为主要特性、社会成员情感认同为评判,既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的价值基础,也是维持"政府—公众道德关系"持续性的重要联结。在实现路径上,制度伦理的价值实现、主体的道德内化建构及道德情感融入的实效性,是建构和保障对政府信任关系的有效途径。     

职业流动、政治信任与国家政策认同——基于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的对比研究

社会流动及其对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研究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探索二者之间的路径机制更是学术前沿。基于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比分析了我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在职业流动、政治信任及国家政策认同三者间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这两个社会群体的相同之处在于,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的职业流动均显著影响其国家政策认同;而不同之处是政治信任在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流动与国家政策认同间还建构了一条间接路径,并发挥遮掩效应。以上发现在检验社会流动影响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既有理论命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设想。     

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公平感调查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公平感则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心理变量.对珠江三角洲地区820位普通公民进行的"公民公平感"调查结果表明,在所反映的社会公平问题中,贪污腐败、医疗费用和住房费用是现阶段被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列为最缺乏社会公平感的三大问题,公民有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政府的心理倾向:所揭示出的问题可以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制定"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服务政策,调整政策制定导向和服务导向提供依据.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

通过对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程度高,制度自信显著增强,且与其社会治理效能感高低密切相关。其中公平性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有效性治理效能感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两个维度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轨迹,即获得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呈“U”型关系,而安全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则呈倒“U”型关系。因此,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建立“结果—过程”并重的治理效能评价机制、坚持“利益—价值”并举的优势认同引导机制以及构建“政治宣传—情境体验”并用的治理效能宣传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