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信仰40年：回顾与前瞻

回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其实质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在根本上得益于整个社会向常识与理性的回归,而其间隐寓着民族民间文化认同与传统文化价值建构的深刻逻辑。尊重差异、多元共生,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也是40年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最普遍的思想共识。也正因此,民间信仰实现了从“封建迷信”到“民俗活动”再到“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遗产”的多元次替换演进,并逐步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之中,成为40年来最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事象之一。民间信仰的“新生”,撬动了乡村社会的内在原动力,在大转型时代建立了主流社会与草根群体之间关系的缓冲地带,也拓展了关于中华农耕文明未来的想象空间。在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的历史阶段,传承民间信仰优秀基因和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势在必行,并且成为民族民间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内在要求,更是当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思考的应然使命,要着力活化民间信仰价值观,在积极推进民间信仰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现代化国家价值观的融会贯通中,推进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培育、塑造及弘扬。     

神俗同归的婚念文化探析——以洱源五村“接花”习俗为个案

本主信仰是白族地区最具民族特征的社会文化，是白族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建构起来并以某种形式反映白族社会生活内涵的文化形式，有着一套内容独特、约定成俗的崇拜仪式和活动。“接花”习俗是洱源五村本主信仰中有关婚姻观念地域特色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五村与其他白族村落本主信仰的重要差别，体现出白族本主信仰的多样性和村落的差异性。它以仪式和活动的方式展现和延承着五村地域内白族群众对勤俭、和善、孝举和忠诚等社会文化的崇尚与奉行，体现了五村地域内婚念文化文化在神性与世俗性之间的互相融通，通过对时代语境的适应性阐释地域婚念文化变迁内涵的同时凸显其独特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地方感、民间信仰与村落整合——西汉水流域汉人“犯丧”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在西汉水流域的汉人社会中,“犯丧”信仰体现了人们关于死亡的一种独特认知与文化理解。生活中长期积累形成的感觉结构,不仅是日常中这一信仰本身得以再现的文化基础所在,还构成集体“烧犯丧”仪式实践的建构逻辑,从而显现了地方感在民间信仰的社会整合性生成中的关键意义。     

从“龙神”到“龙舞”——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舞·高龙的现代变迁

舞"高龙"是武汉部分村社春节期间重要的民间祭祀和祈福活动。独特的文化生态和深厚的龙神信仰使舞"高龙"在以宗族为组织结构的村落社会中代代相传。伴随着传统村落向城市的现代化转型,作为武汉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高龙"也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变迁,具体表现为:传统的民俗文化生态被瓦解,传承体系被重新建构,文化诉求从娱神转向娱人。     

疾病的隐喻:清前期天主教传播中的医疗文化

清代前期伴随天主教逐渐深入民间传播,其在民间医事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传教士不仅通过施药治病以换取社会好感,直接吸引民众入教,而且通过围绕疾病所建构出的一系列社会想像,在民间社会中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为争夺宗教传播空间而展开激烈竞争.在传教过程中,天主教的圣水、十字架、念珠等物品及各项圣事仪式的驱魔治病功效,曾经被传教士与教徒有意识地加以放大.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所呈现的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之间的仪式对话,是天主教医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碎片化的信仰——论民族民间信仰中的“文化化”建构

以民族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丽江地区的东巴信仰展开重点分析,就其所嵌入的现实关系、权力结构和信仰建构进行梳理。认为从传统社会继承出来,经历现代性的冲击,在地方权力、经济精英和信仰精英共存依赖的"民间信仰文化化"建构中,不同群体对信仰资源形成不同的攫取,以信仰、器物和仪式的统一整体出现的民间信仰遭遇肢解,"文化化"的表象背后潜藏信仰碎片化的逻辑。     

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双江县一个布朗族村寨的祭竜仪式为例

竜神是布朗族的村寨保护神,竜神崇拜和祭竜仪式是布朗族社会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民间信仰,影响着布朗族群众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一方面满足了布朗族群众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和心理诉求,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维护村寨的道德秩序、凝聚民族向心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批判和禁止的布朗族祭竜仪式在经过短暂的断裂之后迅速复兴,并逐步参与到国家的活动中,充分展示了民间信仰面对社会变迁和国家力量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适应性.这种传统的复兴与再造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民间精英以及民众生活动力等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中国当代城市形象片民间创作的叙事逻辑与文化特征

我国城市形象片的民间创作是近年来具有鲜明时代性特征的文艺创作现象,它正以强有力的文化影响力、新的人文观念、审美感知与心灵情怀,建构起人们对一座城市全新的文化精神分享与审美价值认同。民间话语力量的不断崛起,让传统城市形象片的主流叙事交融大众化,是对以往官方叙事的积极呼应与有效延展;影像视听技术的赋能,让民间城市形象片的叙事表现在秉持草根情结的同时,逐渐显现出向高品质精品化的精英叙事转变的趋势;民间城市形象片奇观叙事建构的“城市景观社会”及其引发的城市文化消费现象、消费逻辑与消费效应,催生了网络社交媒体时代视觉文化消费的新模式。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我国城市形象片民间创作的叙事逻辑与文化特征,揭示出其创作繁荣的理论意义与实践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社”与“祖”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与“祖”意指土地、祖先，涉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信仰、礼制、仪式、社会维度。“社”与“祖”的认知逻辑为“天人合一”，促成的是宇宙、社会与个人的相互混融，承载着“亲”、“和”、“孝”、“序”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并调适着人地关系、人神关系、人际关系，塑造了社会的基本架构模式。“社”和“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肇始和根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核心与载体，其所秉持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尊崇的。     

湖湘民间信仰的多元建构

湖湘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本文通过历史分析,考察湖湘民间信仰建构中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渗透与互动,进而完成民间信仰的多元建构问题。     

文化建设视野下的民间信仰活动改造

从促进文化建设的角度指出民间信仰活动蕴含着丰富的工艺美术、表演艺术、民俗节庆、历史传闻、民族精神和道德观念等传统文化内涵，以及它在当前文化建设中具有保护和传承传统民族文化、抵御外来文化恶意入侵、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影响输出、引导社会舆论、净化社会风气、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等文化价值与意义，分析了当前因疏于管理而导致民间信仰活动中出现盲目迷信、滥建宫庙、过度产业化等一些乱象与不良影响，主张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理性态度，对民间信仰活动从场所、内容、信众、崇拜对象、组织人员、文化遗产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管理、积极引导、科学改造，实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凝聚与认同:民间信仰在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基于对临沂大裕村送火神民俗仪式的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村落民众共同的情感寄托,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约束乡村村民生活的有力规范,缘起于个体,逐渐蔓延扩展,最后发展为村落民众的共识,并形成了一套不断完善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绵延传承下来.民间信仰源于乡土社会,又维系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方式,有着繁琐的程序、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对维系村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及其仪式对村落的发展和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儒释道宗教文化的音声表述——以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中卷)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是对刘红主编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中卷）一书的研究内容给予的相关评述，笔者认为，“华中卷”中的研究内容，是湖南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一次集中展示，该卷的研究多是对某一信仰体系的个案研究（“点”的研究），而缺少对某一个案中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横向比较研究（“面”的研究）。另外，本卷的选题面不够广泛，主要集中于对湖南省民间仪式音乐的考察，不能代表整个“华中”地理区域中的民间信仰体系。因此，有必要在以后的出版中，考虑增设“补卷”部分，以增加对“华中”区其他省份民间仪式音乐的研究。     

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

我国的民间信仰中，神佛仙鬼，“山门”林立，路数不一，颇具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历经岁月沧桑，世代传承。它们在民众的生活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影响，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社会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客家人的信仰习俗，有其区别于他民系的信仰内容与信仰形式，在中国众多的信仰习俗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文章试图对客家的民间信仰略作整理、说明，并由此论及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所在。     

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趋向

近些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提出了作者对民间信仰的定义，论述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在阐述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后，文章分析了已有研究在视野、重点及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与增长点，认为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会有以下发展趋向：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控制及变迁仍将受到关注。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及和谐发展的关系，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等问题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强化。     

论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与文化救赎

在19、20世纪之交,原本一直扮演着启蒙者角色的俄国知识分子,非但没有为发展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培育出健康的资产阶级文化,促进俄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反而使自身被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抛进了尴尬境地.契诃夫面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失职,在作品中展开了文化批判,指出知识分子已被庸俗生活腐蚀、陷入意识形态的痴迷和信仰匮乏的焦虑之中,被信仰危机所困扰.这一批判消解了百余年来俄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的神话.契诃夫认为:知识分子只有积极参与“小事论”社会运动,重新建构新的文化理想,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竹枝词》里的沪地早期民俗风情

竹枝词偏重于风土习俗、社会百态等内容的描写,使其具较高的社会史料价值。从＂上海竹枝词＂入手研究开埠的民间娱乐、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心态,能够更真实地了解上海早期民俗风情的真实形态。在自然经济下,早期上海地区的日常娱乐以就地取材、精于图利为本。社会信仰行活动突出表现为社会生产交往中的多重性要求。明清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吸引了大量客商与外地人口流入进入,直接导致了上海地区人口暴增,同时也形成了上海居民比较宽容的社会心态。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急速增加与复杂化,催生了上海近代城市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恶习,在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社会道德观念等都受到巨大冲击。     

反叛的英姿皈依的执着——莫言小说中艺术形象共时建构的文化"砥柱"

从文化语境的互文性角度探讨莫言小说更能把握其中人性“共时建构”的文化支撑点。文本中奇特的人性景观建构源于在文化人类学视阈中对墨、道文化民间原生态式的互补与重构。以此发掘现代人性中的传统文化因子,以及它在民间文化土壤中的孽生与演化、蒙蔽与失落。     

两汉史研究的新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读后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和研究乡村民众思想意识的基点,也是俗文化的核心。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文化传承。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之间也存在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正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然而,对于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问题学界尚无系统成果。最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贾艳红教授的研究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首次对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有不少新的创获和突破。该书共三十九万字,分为八章。概括起来看,全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