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农民阶层分化的现状与特征

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为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民的职业结构、经济收入和利益关系结构的分化,农民阶级内部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云南农民的阶层分化因受多种因素制约而呈现出若干过渡性的特征     

转型期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而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有助于这一转变。以乡村行业人数统计为基础,参照国外职业分层标准,依据享有经济权力、社会资本的差异把转型期农民分为8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农村社会处于分化的初级阶段,各阶层仍未真正脱离农村,阶层边界不固定,行业分化和区域分化不平衡,阶层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对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有利于执政党对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认知和有效整合。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妥善处理农民分化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充分重视各个社会阶层的顺畅流通,使个人能够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岗位之间自由变动。所谓农民分化就是指农民由原来单一的农民职业、农民角色向非农职业、非农岗位转移的一种趋势。当前我国出现的农民分化问题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必须妥善处理。     

农村居民的社会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政策调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职业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分化,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 这种分化表现出不彻底性等特点。当前分化的主要趋势和问题包括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分化与 阶层边界固定化并存、各阶层间矛盾冲突增多和分化中不公正性严重等。在促进农村社会整合的政策选择 上,当前应突出几个重点:建立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以城市化拓展农村居民的生 存、发展空间,将发展教育作为促进农村社会整合的策略,保障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村弱势群体。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稳定的效应分析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阶层分化具有我国阶层分化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加剧了农村的社会流动,加之农民市场化意识的增强与职业选择的自由化,使农村呈现出阶层分化的状态。这种分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受复杂民族因素的影响,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尚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严重制约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因此,形塑"中间大、两头小"的理想阶层结构就需要重视对中间阶层群体的培育,缩小贫富差距,以助于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人口分化:理解转型期农民分化的一个视角

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冶的经济结构。 由此,这也使得农村中发育形成了一个以“半工半耕冶农户为主体的、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农村中间阶层。 这一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将趋向何种阶级状态,应如何理解其分化路径及阶级属性?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的基本制度约束下,农村中间阶层农户的家庭收入变动,更与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及配置方式相关,即人口分化构成为这一阶层分化的基本机制。 这也是黄宗智先生所指称的当前我国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的“悖论社会形态冶的基本生成机制。 农民家庭的人口分化模式,意味着我国农民的分化路径既非沿着欧美发达社会中产化的职业分层模式演变,也非沿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下农民的无产化模式演进。由此,所形成的去无产化的农村社会,也构成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内部分化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5年我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增长效应和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等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农民;城镇化有助于壮大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会加剧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在此基础上,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对职业农民培训、不断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力度等视角,提出实现农民收入协同增长的对策。     

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收入与职业分化视角的分析

提升村庄治理质量的目标之一是要提高农民生活满足感。本文利用四川、陕西、甘肃和宁夏的农民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模型探讨了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影响,并从收入分化和职业分化视角分析了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庄治理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进一步从收入分化视角来看,村庄治理质量对中等收入的农民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低收入农民,最小的是高收入农民,从职业分化的视角来看,村庄治理质量对纯农业型农民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非农业型农民,最小的是兼业型农民。基于该研究结论,建议强化村庄治理质量,重视农民收入和职业分化以增进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     

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利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利用2003年度GSS调 查数据,对中国城镇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阶层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在资源与机会、社会交往、社会评价、阶层认同 和职业流动上,阶层间的分化日益明显。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一个不存在社会阶层,不存在阶层间不平等、阶 层间冲突或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控制阶层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城乡深度融合背景下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研究——以成都平原J村为例

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J村是成都平原城乡深度融合的代表,文章基于职业维度将J村村民划分为十大阶层,发现J村阶层结构呈现出以往农村中没有的“梯形”形态,这是城乡深度融合下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的中间形态。数据分析表明,J村村民收入差距较为悬殊,不同阶层内部存在不同的收入差距;阶层代内流动强,代际传递作用弱,与全国农村阶层相比较,J村阶层结构更合理。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促使J村阶层结构开始变迁,在改革政策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市场环境,发挥村落动能,在作为外部因素的政策牵引和市场环境的拉动作用,与作为内部因素的村集体动能和村民个体动能的推动作用下,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促成J村社会阶层结构良性变迁。文章首次提出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可能丰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过渡形态。     

中农经济: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湖北京山J村调查

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建构农村阶层关系研究概念体系

随着农村阶层分化的不断展开,阶层关系逐渐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并在农民日常生活和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其经验性研究越发凸显和迫切。然而由于相关理论、方法和概念相当薄弱,农村阶层关系的经验研究严重滞后。在农村田野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就农村阶层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要概念进行经验性解析和阐释,在理论与经验之间搭建桥梁,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相关知识和理论基础。     

阶层重塑：土地流转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经验调查呈现出：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阶层的关联问题。研究发现：地权变革是农村各阶层利益的再分配与重组过程。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民及其对土地不同程度的依赖和流转意愿是土地流转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自发流转塑造出中间阶级,是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其发挥着“中间价值”的功能,这种流转模式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当前地权变革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土地大规模流转则消解中间阶层,从而引发村治困境及农村社会动荡等系列问题,对这种流转模式,在“过密型”农业仍将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必须谨慎对待。     

刍议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

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视角审视,农民中等收入者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民间主体力量兴起的标志。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农民现代化,深层底蕴是培育农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公民社会。农民中等收入者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和占有资源的特征决定了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从目标实现诉求与时间推进跨度两个层面分析,农民中等收入者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基本一致,培育农民中等收入者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合法价值主体。     

我国社会分层与高校分层关系研究

我国社会分层与高校分层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高阶层子女更多地就读于层次较高的高校,而低阶层子女大多就读于层次较低的院校。我们应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尽量弱化这种关系,改善各阶层子女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状况。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放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体现了上层的国家主张和下层农民实践的相互博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划乡建政、民主建政及土地改革运动构建了乡村基层政权,是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起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由最初的自愿被不断强化的社会动员和强制所取代,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建构也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向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大跃进”中催生的人民公社标志着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步步地将外在于政治的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对乡村社会真正而有效的控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于减轻贫困农民负担、节约教育经费、优化教育资源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从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出发，对布局调整以后农村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的现实基础达到一个认识。     

近代英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文化牵引作用

近代英国社会由高度分层的五分层等级社会向三层式社会结构变迁,又从三层制塔型结构向中间不断膨大、分层越加细密、难以阶级属性描述的梨性结构变迁。在这个流动与变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层的相对性、模糊性、互动性和变化性最为本质。社会上层引领、各阶层参与建构的文化认同新要素,起到了整合分层利益、固着分层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它表现为精英向下吸取各阶层价值观念,全社会向上看齐精英传统理念,从而共同铸就近代英国"绅士文化",在分层结构变迁中文化的牵引作用成为稳定和谐发展的关键。     

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陕西杨凌、阎良、泾阳467个农户的调查,从农户金融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是否遭受金融排斥的共同原因,不同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亦有其他不同的影响因素。减轻贫困、增进农民福利需要,可缓解农村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机构在制定利润目标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农户提高自身素质和信用、政策部门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可有效减轻我国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问题,从而缓解农户融资困境。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本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