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美感的消解：从元杂剧《赵氏孤儿》到电影《赵氏孤儿》

电影《赵氏孤儿》根据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改编而成。元杂剧《赵氏孤儿》现有元刊本和明刊本传世，无论是以“孝”为主导的元刊本，还是以“忠”为纲的明刊本，都保持了“义”的思想，通过舍生取义的群体行为唤起我们崇高的悲剧美感，其道义担当精神是值得我们继承的。然而，电影《赵氏孤儿》狭隘地把当代意识等同于个人主义，颠覆了元明戏曲始终不变的“义”的思想内核，英雄群像坍塌，悲剧美感被消解。     

薪火相传国粹生辉(五十三)京剧编导王雁:创作是通往不朽的道路

评剧《张羽煮海》荣获1955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导演奖;1956年,京剧《望江亭》,张君秋主演,并拍成了电影,成为张派代表剧目;1960年,京剧《赵氏孤儿》轰动全国,流传至今;执导京剧《海瑞罢官》,马连良主演;改编评剧《刘巧儿》,新凤霞主演,荣获1960年文化部剧本奖;1961年,创作《赤桑镇》,大受欢迎,成为裘派和李派的代表剧目……     

《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改编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戏剧,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18世纪的英国至少有3个《赵氏孤儿》的改编版,分别是1741年威廉·哈切特的《中国孤儿:一出历史悲剧》、1756年托马斯·富兰克林翻译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和1759年亚瑟·谋飞的《中国孤儿》。这3个版本借鉴了原作不同的情节,表达了改编者不同的诉求。考察这3个改编版本,可以揭示中国戏剧与英国戏剧的融合,让我们在一个侧面了解《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     

话剧《赵氏孤儿》（人艺版）的人物置换与主题转移

“赵氏孤儿”主题故事最早见于《左传》 ,后为多种戏剧 (戏曲 )作品展现 ,几乎每一次改编都赋予情节新的发展和变化。 2 0 0 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赵氏孤儿》 ,人物、情节和主题的同时扩展在舞台表现上显示出某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深层原因是情节的扩展与变化 ,外在表现为人物置换和与之相关的主题转移。     

元代南戏《赵氏孤儿记》的重要价值及版本源流

南戏《赵氏孤儿记》产生于元代后朝,是以元刊本杂剧《赵氏孤儿》为参照写定的。今存较完整的富春堂本、世德堂本《赵氏孤儿记》是从南戏向传奇过渡中的作品,这一点可以从其剧名和结构特点上看出。在今存赵氏孤儿报仇故事的几种南戏和传奇版本中,其出现的先后次序是:《九宫正始》收《赵氏孤儿》本、《风月锦囊》载《大全孤儿》本、富春堂本、世德堂本、传奇《八义记》。这些版本按其承继关系又可分为两个系统。     

从《赵氏孤儿》看宋元说话的表演

纪君祥创作《赵氏孤儿》杂剧,借鉴了说话表演艺术,组织为该剧第四折的内容,通过程婴向孤儿诉说 赵氏家世的情节,将剧情推向高潮。这一构想,为我们了解宋元说话表演艺术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了解这一点,也 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把握这一著名悲剧的艺术特色。     

《赵氏孤儿》近二十年研究综述

《赵氏孤儿》是我国元代戏曲家纪君祥创作的著名杂剧之一,它在舞台演出上获得巨大成功,响誉中外。但专力研究《赵氏孤儿》的学术论文却很少,本人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近二十年探讨《赵氏孤儿》的文章进行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历史与艺术、主题思想和元明刊本比较。     

明代戏曲批评中的悲剧意识

我国古代的戏曲批评,并没有使用过明确的悲剧概念,悲剧这一美学概念一直到晚清才在曲论著作中被引进使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古代曲论中根本没有悲剧的意识。不是的,理论来自实践的抽象与升华,既然元杂剧中已产生诸如《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赵氏孤儿》等著名悲剧,而且明代的传奇悲剧又将古典悲剧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那么,它必将在理论批评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早在元代,《中原音韵》称“南昌宫感叹伤悲”、“商角悲伤宛转”、“角调呜咽悠扬”等等,事实上已注意到戏曲音乐宫调中的悲剧色彩。而后人用以概括杂剧传奇故事情节的所谓“悲欢离合”,也来自古人的     

《赵氏孤儿》研究六十年(1958—2018年)

1958年以来,《赵氏孤儿》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由单一至多元的繁荣趋势。相关成果主要涉及故事源流、主旨思想、版本流变、当代改编、跨文化视域、后世祭祀等诸多领域。总结归纳这六十年研究情况,对未来继续推进《赵氏孤儿》的学术探讨具有积极意义。     

孤本传奇《八义记》与明代“赵氏孤儿”改本戏文

“赵氏孤儿”戏文是明代剧坛上流传甚广的经典剧目，有富春堂、世德堂、汲古阁等多家坊刻改本流传于世，杭州人徐元的《八义记》亦是其中一种。然清初至今，诸家曲目著录此剧多有讹误。最近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继志斋本《八义记》的再发现与回传，表明继志斋本即徐元所作。徐本与明代富春堂本、汲古阁本在主旨、情节和文词上都存在较大区别，表现出鲜明的文人化倾向。徐本的存在，不仅补上了南戏《赵氏孤儿记》向文人传奇《八义记》演进的关键一环，而且和其他三种明代坊刻“赵氏孤儿”所组成的文本群，成为再认知明代改本戏文形态和性质的代表文献。     

从顺应论分析《赵氏孤儿》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融合

元杂剧《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流传到国外的古典戏剧著作之一,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为《赵氏孤儿》传播载体和媒介的改编作品《中国孤儿》,从改"家族斗争"为"文明冲突"、"忠于道义"与"忠于明君"并存、改"封建道德"为"理性启蒙"、改"悲剧结局"为"喜剧结局"四个方面,表现了对中国文化的顺应及中西文化的融合。     

"扶轮"考

"扶轮"原为军事术语,它的原始意义是为乘车的主要乘员担任护卫,引申义是舍身报恩,六朝以后演绎为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情节,《赵氏孤儿》杂剧中的相应情节即由此而来.对"扶轮"这一典故的来源考索及演变过程的分析,证明《赵氏孤儿》的本事不能简单地断为出自《左传》或《史记》等史书,其更为直接的创作素材采自历代小说话本与其他表演艺术.     

从《赵氏孤儿》的电影改编看当下武侠大片的困境

《赵氏孤儿》的电影改编,将换孤从主动变为巧合与误会,这导致程婴的形象从忠肝义胆的大英雄降格为善良的小人物;他主动以孤儿为代价,刻意让孤儿与屠岸贾相亲相爱并在成年后砍杀了屠岸贾,程婴以此得到一种畸形的报复快感,如此便对程婴这个人物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反转,再加上整个电影中叙事逻辑上的大量疏漏,导致整个《赵氏孤儿》的电影改编失败,这也映射了当下整个武侠大片在内容和价值取向上的困境与焦虑,这种困境与焦虑将持续影响武侠大片的美誉度和长久的文化价值。     

试论琵琶记的悲剧冲突

我国古典戏曲名著《琵琶记》,一向被看做所谓“南戏之祖”(虽然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它的作者高明,则被推许为“中兴南戏”的功臣(虽然也有人对这个“作者”表示怀疑)。六百年来,这个剧目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从皇帝到庶民都很欣赏,为古今观众所十分熟悉,蔡伯喈、特别是赵五娘,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戏剧人物;而且还产生了国际影响——继纪君祥《赵氏孤儿》之后在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有了法译本。前人     

论《赵氏孤儿》的戏剧冲突

问世于我国元代初期的《赵氏孤儿》(以下简称《孤儿》),是一部取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杂剧。它以尖锐剧烈的戏剧冲突,波澜起伏、曲折跌宕的戏剧情节,和慷慨激越、气壮山河的悲壮基调,著称于世,在我国杂剧创作云蒸霞蔚,杂剧作家群雄并峙的元代初期,占据着不可多得的一席之地。早在一七三五年,它就被介绍到国外,以后又飞洋渡海,远播英法。不仅如此,它还被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英国剧作家     

《元刊杂剧三十种》校勘举例

一王季思先生于1980年7月在吉林省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发言中有这一段话: 要研究古代戏曲,还应对古代戏曲剧目来一番清理,下功夫校勘,注释,这项工作,是进行戏曲研究的基础。十七年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例如,我们刊印了《元刊杂剧三十种》,可是没有人认真进行整理,似乎也还没有人能把它读通读懂。王先生这番话真是语重心长,慨乎言之。我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虽说是“新校”,其实是1966年完成的“旧”稿。最近我又辗转读到郑骞先生所著《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此书出版之后二十年,我才能读到,真有相见恨晚之感。郑书     

裘盛戎的华丽转身——《赵氏孤儿》戏外戏

提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剧演出舞台的鼎盛繁荣景象,总离不开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四大头牌"为领衔主演的北京京剧团的好角好戏,而其中最流行最叫座最巅峰最经典的代表作,当数《赵氏孤儿》.按当时的话说,这本是一出推陈出新的新编新创剧目,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舞台风云变幻、艺苑流转淘洗之后,这出《赵氏孤儿》仍旧在舞台上久演不衰,不但成了北京京剧院的品牌"看家戏",而且成了内外行一致公认的传统经典老戏.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

中国元代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合称为元代四大悲剧,被喻为“雪里梅花”。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认为该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１］这部凝聚着中国古典悲剧艺术精华的伟大作品,十八世纪就被译介到西方,...     

从《赵氏孤儿》的改编看中国古典精神礼制变迁

原自春秋赵氏家族兴衰的"赵氏孤儿",历来为史学界文学界重视,并演绎出多个版本。本文通过对史记、杂剧、话剧等几个版本《赵氏孤儿》的分析比对,从"惩恶扬善"的基本精神礼制建构,到"士为知己者死"的文人精神礼制丰富,进而到现代因个体意识苏醒而对生活之"荒诞"、"虚无"的界定,探寻中国古典精神礼制的建构、丰富乃至崩塌的变迁历程。     

石君宝《曲江池》初探

元前期杂剧作家石君宝遗留的剧作虽少,对后世戏曲却颇有影响。人们论及石剧,往往只称赞他的《秋胡戏妻》,极少注意他的《曲江池》。其实,《曲江池》对后世戏曲的启迪作用尤为明显:明代出现了朱有燉的同名杂剧《曲江池》和徐霖(一说薛近衮)的传奇《熽襦记》。清代的《缀白裘》收入这一题材戏十一折。直到现代,京戏、川戏、郿鄠戏、越剧、粤剧、秦腔、昆曲、滇剧、梨园戏、河北梆子等多种地方戏都保留了这个传统剧目,至今上演不衰。 作为一个优秀爱情戏,《曲江池》所以能七百年长葆艺术青春,是与它塑造出一对具有现实感和时代感,并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情侣形象分不开的。探讨这对情侣形象,对于认识《曲江池》的特色和价值,对于戏曲的推陈出新,无疑都是有意义的。 《曲江池》的故事源于唐代民间讲说文艺《一枝花话》,唐人白行简据此写成小说《李娃传》,石君宝则据《李娃传》改编成杂剧。元代前期写此题材的杂剧还有高文秀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只存目。今人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辑录写李、郑恋爱的元传奇佚曲九支,内容不大连贯。所以,石君宝的《曲江池》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写李,郑恋爱最早、最完整的戏曲作品。 《李娃传》中的长安名妓李娃性格比较复杂,她的复杂性格集中表现在两个情节上;她热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