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婚制和婚俗在《诗经》婚恋诗中的反映

先秦婚制和婚俗是产生《诗经》婚恋诗的社会土壤,《诗经》婚恋诗也因而分为贵族婚恋诗和民间情歌两大类。这两类婚恋诗,都从不同的层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先秦婚制和婚俗对社会各阶级阶层婚恋生活的不同影响,以及在婚制和婚俗的矛盾冲突中民间婚恋观逐步向统治阶级的婚制礼俗观转化的过程     

《诗经》婚恋诗的民俗文化观

《诗经》中有大量婚恋题材的诗篇,生动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婚恋生活和情感世界,并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揭示了社会现实和婚姻现象的某些本质。从民俗文化学这一新的视角研读《诗经》婚恋诗,可以获知中国古代早期的婚姻观念、礼俗和婚恋生活习俗,更有助于认识《诗经》的艺术原貌、艺术精神及其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从《诗经·国风》看周代妇女的婚姻生活状况

《诗经·国风》中最集中是以婚恋、妇女为题材的诗篇 ,从中可对周代妇女的婚姻生活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本文将从周代妇女享有的婚恋自由及限制、社会地位、妇德要求三个方面对周代妇女的生活状况进行阐述。     

从《卫风.氓》和《邶风.古风》浅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婚恋诗是《诗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以表现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剧结局,抒发弃妇愤懑不平的弃妇诗尤为典型。它们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社会早期妇女的不幸遭遇。因此,对《诗经》中弃妇诗的研究,对于了解我国上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妇女们所处地位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是中国妇女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诗经·国风》中的女性形象

《诗经.国风》中的女性形象有恋爱中的女性、婚姻中的女性、生产劳动中的女性等。这些女性形象具有不同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点,其个性风貌的形成和周代社会状况、礼法制度、婚恋习俗和社会风尚等都有密切关联。     

从《诗经》和考古发现看周代的同姓不婚

同姓不婚是周代婚姻习俗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周代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异姓姻在《诗经》等文献和周代的夫妻合葬墓以及出土的铜器铭文中都有所反映。同姓不婚的意义一是促进优生,一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联姻。同姓不婚,娶于异姓,逐渐形成了同姓为兄弟、异姓为甥舅的族群形态。重人伦是周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加强思想统治的一项有力措施,被作为提倡同姓不婚的一个出发点。     

论诗经中民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诗经》中的民歌,是《诗经》的精华所在。它是周代(指西周至春秋中期,下同)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和所有民间创作一样,它是劳功人民的理想和智慧的结晶,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但是,《诗经》民歌有它的独特的艺术成就。作为残酷野蛮的奴隶社会的战斗产物,它具有特别强烈的战斗性;与此相联系的,劳动人民在诗中显示了他们的不朽力量,诗中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至于它的古朴而又极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更是独具特色。所有这些,正是《诗经》民歌最宝贵的艺术生命,值得我们加倍重视。     

关于郑、卫婚恋诗的历史思考

郑、卫诗是《诗经》中历来受到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其中的婚恋诗,更是精彩纷呈。尽管历来论《诗》者对郑、卫诗多有微词,但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结合郑、卫诗的内容,就会发现郑、卫诗正是周代特别是春秋时代社会的真实反映,具有质朴、真实、淳厚的中原文化特点。其中的爱情及家庭婚姻诗内容丰富、真实生动,对周代尤其是春秋的礼仪文化和社会习俗有直接而具体的描述,具有较高的认识和研究价值。     

《诗经》研究的盲点:婚恋诗中男性形象的整体观照

《诗经》婚恋诗中的男性形象并不缺失,但其长期得不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从文本出发,具体分析和综合把握婚恋诗中出现的诸多男性形象,寻绎《诗经》时代男性在情感生活中的真实面貌,并力图从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揭示其内蕴,对婚恋诗中的男性形象作一整体观照,这应是当代《诗经》学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诗经·陈风》情诗的文化内涵管窥

《诗经》中的篇幅描写了十五国风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本土的婚恋文化。因固有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国的情诗风格亦相差甚异。文章就陈风为管,以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窥其情诗的巫风文化内涵及其婚恋诗的特质。     

试论“招夫养夫”婚的审美价值陈志平简

“招夫养夫”婚受偏远封闭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反映了民间的一种生存选择观念。作为文学审美的“招夫养夫”婚描写,不仅表现了招夫养夫婚的生活事像,而且展示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文本中寄寓了丰富复杂的审美文化价值。     

唐代女冠的创作及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女冠是唐代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活、思想与传统闺阁女性大不相同,她们的地位较之世俗女性有所改善,可以以独立人的身份(如作为道师、道观主持人)接人待物,应酬世事,其生活的自由度较之传统女性高。女冠特殊的生活使她们广泛自由地与文人名士交往,一起宴饮、集会、郊游、酬唱,唐代文人的文才风流、浪漫情趣大大触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作为创作主体,女冠们不仅写出了别具特色的赠答诗,而且也写出了不同于传统特色的爱情诗。同时,特殊的地位、频繁的社交,形成了女冠见多识广的人生阅历、与众不同的心理框架和洒脱旷达的思维方式,这使女冠们对世态人情、爱情婚姻、社会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较之世俗女性更深刻,表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为唐代文学添写了绚丽的一笔。作为创作客体,女冠的身份行为也影响了男性文人的小说创作,使他们改变了以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传统,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女冠的创作在唐代文学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谈唐代冥婚习俗及其原因

冥婚习俗作为中国传统婚俗的特殊形式，在唐代显示出流行的趋势，唐代冥婚主要有活人嫁死人或死人嫁死人两种形式，而其冥婚的缔结，一般要经过纳聘、赠送迎亲版与冥婚书或赠送信物、墓祭、迁葬几个环节。籍冥婚可以安慰死者，籍冥婚可以使殇者完成归葬家族墓地、牵忖祭家庙的礼节，籍冥婚可以使家人获得实际利益是唐代冥婚盛行的主要原因。     

试论我国古代婚俗中的“陪房”现象

所谓陪房就是旧社会随同主子姑娘出嫁到婆家的男女仆人,他们是主子姑娘嫁妆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是主子姑娘的一种特殊陪嫁品。陪房是我国古代一种十分重要的婚俗现象,这种以人作为陪嫁品的习俗,其实也是整个人类不平等社会婚姻习俗中的一个共同现象。我们在文章中主要考察了这种陪嫁习俗在我国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以及它的本质。     

汉代社会上层婚姻中的“待年”女子

关于汉代女子的"婚年"或"婚龄",已经多有学者进行过讨论。其中社会上层婚姻中一种特殊的情形,即女童幼时即确定婚姻关系而"待年"者,早有学者关注,并以为即"后世童养媳之俗"。汉代社会上层婚姻中的"待年"女子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生活境遇、心理特征和社会表现。这是婚姻史研究的对象,也是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的对象。讨论相关文化情境,对深化汉代社会生活史的探讨,是有积极意义的。     

文化交流与布依族的“不落夫家”习俗

“不落夫家”习俗形成之前,布依族的婚俗是自由恋爱、自由缔结婚姻关系。由于文化接触而受汉族文化影响,布依族婚俗中吸收了许多与早期不同的婚姻观念,加入了说亲、定亲、接亲等过程,这些程序和观念与传统的自由恋爱和自由缔结婚姻关系的习俗发生冲突,产生了“不落夫家”习俗。“不落夫家”是对包办婚姻和早婚的反抗,在自由恋爱和自由缔结婚姻关系的时代是没有“不落夫家”习俗的。     

侗族传统婚姻选择与社会控制

侗族有较为自由的恋爱形式，如“行歌坐月”、“玩山”等，但恋爱的自由并不等于婚姻选择的自由。侗族传统的恋爱文化、婚姻文化均是具有规则的，受自身文化的制约。在传统社会，侗族的婚姻选择具有严格限制，如“同房族不婚”、姑舅表婚与姨表不婚、婚姻圈限制和层级婚亲规约。任何文化均具有功能。需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秩序，使之正常运转。侗族传统婚姻选择即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在资源配置中长期博弈的结果，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具有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