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融资问题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对于农民、农村、农业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远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其原因在于国家的投资力度较低、集体的投资能力不足以及“一事一议”制度存在缺陷。因此,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融资问题的解决在于增加国家投资、增强集体投资能力、完善“一事一议”制度、拓展新的融资渠道。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村级公共投资项目的影响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是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获取村级公益事业项目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重大创新。运用贯序博弈和嵌套博弈理论,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并通过对辽宁省125个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该制度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项目数的影响。零堆积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1）在最近3年内,获得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比未获得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平均多提供约1.3项村级公共产品;（2）邻里关系越和谐、以往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质量越高、“一事一议”后期管护越完善、村干部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越强,提供的村级公共产品项目数越多;（3）没有发现农户人均纯收入和户数对村级公共产品提供项目数有显著影响。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效应、困境及路径——以阳西县的互联网+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是指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进行融合,以优化村庄“一事一议”制度结构、提升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的过程。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可产生积极效应：优化传统的村庄 “一事一议”制度模式。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较为匮乏;村民对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接受度较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共享存在障碍。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优化路径在于：确定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高效、便民目标;大力推进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引进服务村庄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不断强化村民关于村庄社会治理的“互联网+”认知;搭建村庄“一事一议”有效运作的互联网治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为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有效运作提供组织、机制及制度保障。      

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

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村居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与财政因素两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一事一议”制度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优化,其显著提升了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自利行为”和“搭便车”倾向,促进了“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当前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提高了“一事一议”的交易成本,但是有效率的村级治理体制对村庄开展“一事一议”具有促进作用。“一事一议”挂钩的财政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培育内生性的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机制,提供了决策依据。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困境与实践方向

农村公共品可以说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基础,国家也通过转移支付资金、“一事一议”政策等来支持公共品供给,实际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仍然不足。笔者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公共品供给困难主要是由于制度的规定性与当前农村社会基础的偏离所致。要解决公共品供给困难的问题就需要增强村集体组织的力量,以农民合作的方式实现公共品供给的目标。     

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地租制度研究

我国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大部分农村集体缺乏发展资金,有必要通过收取地租完成集体经济的资金积累,再将其主要用于发展性项目,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完成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目标.地租不同于农业税、“三提五统”和“一事一议”筹资款.收取地租不仅是土地所有权等理论的内在要求,而且调研显示能够得到大部分农民的支持.农民集体地租法律制度应当在坚持“分步走”、民主性、低额度、保障性、发展性等五大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展开具体法律规则的构建.     

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及其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稳定农村与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同时在它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工农“剪刀差”以及二元体制等问题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导致了农村发展的缓慢。集体收益分配方式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前后农业税时代,构建一种以国家扶持资金为引导、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一事一议”及其它社会资本形式的投入为补充的满足村级公共需要的资金筹集方式和体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六合：“四个必议”构建村官保廉体系

一是资金分配使用必议。要求扶贫发展资金、救济救灾物资和资金、农村低保资金及公共事业建设专项资金等的分配使用。必须通过“一事一议”确定资金的分配方案、使用范围、受益对象。二是集体资产承包必议。要求村集体资产的发包，须聘请专业人员鉴定．再通过镇村班子集体议定价位。     

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城乡间失衡等几个主要问题。取消农业税后,由于乡镇财政缺口加大、现行的“一事一议”制度缺陷甚多、免税引发的“要地热”激起村民矛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更趋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就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制度和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村级"一事一议":目标冲突与政策定位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一事一议”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渠道,但由于其在公共产品供给目标之外,还确立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目标的二元化及其内在冲突导致了制度绩效的低下。据此,“一事一议”在政策定位上应摒弃上述二元目标,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主要载体,立足于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及其协调发展判定研究

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及其发展水平是影响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农村投资吸引力和辐射能力，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长期以来，由于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下，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特别是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和村级财力大大减弱，农村基础设施甚为薄弱，三农问题日趋严重。基于此，在对农村基础设施规模进行系统的构成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判定农村基础设施规模协调发展的定量方法，以期为农村基础设施管理和发展规划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

通过中部某省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显示,农村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而是与村组权力相关联,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以村组的土地权力为保障的。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利与村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民土地权利需要村组权力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而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村组的土地权力也才具有合法性。     

论城乡统筹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通过研究城乡统筹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一方面,城乡统筹将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另一方面,城乡统筹将促进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改革及创新,重点包括改革公共财政投资及管理体制、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模式。文章得出城乡统筹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效率方面而且体现在公平方面的结论。     

基于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能力综合评价——以陕西省宝鸡地区为例

以管理学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户医疗保障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利用模糊评价法对宝鸡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政府机构、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就医的保障能力分别为较强、较强和一般。提出了宝鸡地区要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参合农民的保障能力的主要建议:加大对医疗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配备具有专业资质的医护人员;加强对医疗用药的监管。     

新农村建设中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的选择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与资金供给的矛盾十分突出,辽宁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状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针对这一矛盾,本文提出了在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的财政政策.     

梅州市沙田柚滞销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市场竞争意识不强，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失误，是梅州市沙田柚滞销的主要原因。根据梅州市沙田柚供、产、销物流及信息流互动均衡模式，提出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培养高素质的新型“柚农”解决沙田柚滞销的对策建议。     

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探讨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在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吸引民间资本介入就成为解决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一种有效途径。目前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着投资环境不佳、民间投资产权界定不清、信用和市场准入障碍等制约性因素,需通过深化农业基础设施产权改革等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地区的调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在权力结构、责任结构和融资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通过对江苏苏南、苏北地区的财政收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投入主体、决策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的调查与分析,认为应建立财政投资项目绩效管理制度、合理运用以及发挥“绿箱”等支持政策,建立科学高效的农村决策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产权和管护制度的改革,从而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经济学理论认为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资本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通过其溢出效应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利用C-D生产函数对湖北省1996-20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1996-2010年间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06,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704,农村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296;虽然湖北省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不及一般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但是对于湖北农村经济总量函数有着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政府应集中资本发展具有前后向关联较大、短期投资回报较快的直接生产部门;但同时也应维持基础设施部门一定的投资规模,为直接生产部门和湖北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给予物质保障和动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