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主义：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20世纪后,美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是大都市化。在大都市的快速进程中,城市社会问题和城市病始终挑战大都市区的治理能力。在大都市区治理过程中,美国经历了传统区域主义到新区域主义理论的探讨与实践。传统区域主义立足于改革传统和公共选择视角结构性改革,新区域主义融入创新理念,主张在相关主体之间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以提高区域性竞争力。美国大都市区的区域治理面临诸多挑战,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但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区域治理思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面临很多难题,研究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理论和路径,对促进当代中国城市群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新区域主义: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新思路

20世纪以来,大都市区治理一直是美国公共政策争论的主题.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改革传统与公共选择视角问的争论一直主导着当代美国的大都市区治理,但由于两者都有着内在的局限性,只能为大都市区治理提供有限的指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区域主义应运而生.与改革传统和公共选择视角立足于结构性改革不同的是,新区域主义更强调治理过程,主张通过在相关主体间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提高区域性竞争力.尽管新区域主义面临诸多挑战,但它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大都市区治理思路,对促进当代中国城市群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务员考核指标体系的架构及其构建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从城市空间向区域空间、城市竞争到区域合作转向的同城化模式的逐步形成。在资源分配、治理对象、治理功能等领域,行政区行政、法律支持孱弱、公民参与不足、区域协调弹性过大,凸显了其碎片化效应。本文运用协同理论,基于整体性治理逻辑,提出了建立跨区域治理的合作组织、形成区域政府合作的利益协调机制、强化协同治理的政府信任机制、拓宽有序的公民参与机制、完善复合型监管机制等同城化语境下区域政府合作治理模式。     

协同理论视角下的雾霾治理机制及其构建

近年来我国雾霾灾害日益严重,给社会公众的生活、工作与健康带来危害,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雾霾治理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针对我国现阶段政府治理雾霾的现状与困境,应运用协同理论,从建立区域政府间协调机制、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非政府协调组织、建立普通民众地方政府之间的监督机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参谋机制四个方面构建雾霾治理机制。     

"合作-交易":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实质是一种"合作-交易"行为.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发生和持续阶段需要"合作-交易"准备、实施和维持成本.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全过程容易存在主体认知、联合行动、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合作-交易"困境.建立信任、协调、整合、监督等"合作-交易"机制,是降低地方政府成本支出、优化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结构的策略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的"泛珠江三角洲"治理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体化的区域将成为未来世界必然的行为主体和竞争主体,而协调乃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变量,如何消解高昂的协调成本、抵御地方主义,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走向区域治理,是"泛珠江三角洲"可供选择的协调机制,该文在厘清治理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区域治理的基本功能和结构框架.     

长江经济带生态一体化协同治理的机制创新

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连接经济带内分散经济联合体的基础.长江经济带覆盖东中西三大区域11省市,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转型的重点区域.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在生态共治实践过程中,归纳出生态环境共治机制的主体困境、协调机制的利益冲突、协同机制的制度困境是制约其生态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壁垒,折射出其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长江经济带生态一体化协同治理机制应从治理主体、治理路径、治理模式出发,充分考量其相互联系与作用性,构建决策、目标、利益、责任、绩效、保障"六体合一"的完整系统结构,并且实现目标设定、利益协调、监督管控、资源优化、绩效提升、信息共享等功能的融合,才能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论重庆市在长江上游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作用

文章探讨在国际和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重庆如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自身加速发展.充分发挥重庆直辖和中心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评析了重庆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突出1个重点--长江上游经济区,解决1个难点--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困难,采取3项具体措施--加速自身发展、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完善协调机制的"113"对策措施.在区域合作机制完善方面,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角度提出建立政府和民间力量并重,以非政府组织--第四方平台为主体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地方治理研究:范式、理论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治理理论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在回应新的治理挑战中所采纳的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公共管理方式的总结.治理理论的支撑性论点和概念包括:网络管理理论,即将治理的核心任务看成是管理网络;授权理论,认为有效治理的关键是恰当的授权机制;社会解释理论,以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差异为研究起点并认为这种差异是治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侧重于合作如何达成的伙伴关系概念和社会资本概念.治理理论的启示在于:首先,治理要求扩大地方决策的范围并重新定义地方政府的角色;其次,面对新的挑战,公共管理者需要掌握新的管理技能;最后,治理理论及其对应的管理方式提供了全球比较的框架.     

城市区域理论及其政策导向

城市区域理论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化的主流理论,反映了在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当代城市化理论在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在全球化因素的作用下,城市区域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和地域空间的重构,区域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治理框架和政策过程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在政策层面上,城市区域理论主张加强城市区域的竞争地位,重塑城市区域的政治地理,建设包容性的治理框架和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市辖区政府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现阶段我国市辖区政府治理出现了诸多问题,呈现为一定的治理困境.如何走出市辖区治理的困境,整体性治理理论具有较强的启发性.从整体性治理的视野出发透视市辖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发现市辖区治理的困境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定位的原因,有政府系统内部整合的原因,也有包含政府、市场及非政府组织(NGO)在内的公共治理平台建设不力的原因.因而,简单的撤销市辖区政府或政府机构改革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整体性治理或可是一个远近兼顾、标本兼治的理性选择.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低碳发展的失灵现象与对策研究

走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经济之路,是我国应对严峻气候变化的选择.低碳经济发展任重道远,征途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市场、政府失灵和社会参与不足就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要实现低碳经济模式的顺利发展,必须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采用网状思维和多边治理模式,通过政府引导、企业推动和社会参与的多中心治理对策,实现合作治理.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协同治理视角下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困境和路径——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生态系统保护提出的新方向,加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家公园治理体系存在着偏重政府单一主体、缺乏多元主体参与的问题.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研究框架,认为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同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三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打破目前在国家公园试点中存在的府际横向协调、政企协作和政府与居民协作的困境,提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以及生态系统保护的有效路径.     

城市公共安全的跨界治理： 属性特征、治理困境与模式构建

公共安全是城市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其愈来愈具有地理上跨行政区域边界、层级上跨行政层级边界、功能上跨职能部门边界、主体上跨公私部门边界的跨界属性，使得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之上、以“一案三制”为基本框架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面临一定的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属地管理与跨行政区域属性间的悖论、分级负责与跨行政层级属性间的矛盾、分类管理与跨职能部门属性间的张力以及政府单中心治理与跨公私领域属性间的冲突。跨界治理作为一种治理跨界公共事务的有效模式，成为当前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以跨界治理理论为指导，以应急管理部组建为契机，通过树立城市公共安全跨界治理理念、优化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府际间协调机制、整合城市公共安全公私合作治理网络等系统化措施，能够构建城市公共安全跨界治理模式。     

“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基于IAD框架的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问题及对策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对策。分析了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治理过程中协调与合作方面的挑战、监督与问责机制问题、治理过程中权责缺失等。借鉴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理论,提出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理论方法,基于此理论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包括加强社区治理规划,培育网格化社区治理资源、引入多元监督机制、关注治理结果的评估、信息技术支持、加强信息公开透明等。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