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向,是一个渐进、有序发展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正面临着制度、身份、经济、文化四大困境。为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作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愿望,也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效策略。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对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市民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其中,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经济生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接近总体平均水平,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则相对偏低;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它在不断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和政府因素,因此,强化制度创新、提供政策支持、转变政府理念和管理方式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子集和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直接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既面临宏观层面的群体边缘化困境,又面临微观层面的诸多现实问题。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就业环境的改善,应当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展开。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工具选择

加快城市化步伐,提升城市化质量与层次,需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面临市民化能力强烈,但市民化意愿不足的困境.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入手,以权威为本、信息为本、组织为本和财政为本的政策工具为基本框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系和路径,可以优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实现城市化与市民化的互动和互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治理机制

心理资本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利用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类别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收入水平作用不显著。参训时间越长,技能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但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企业应畅通农民工职业通道,构建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促进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不是由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单纯的制度问题导致的,而是经济和制度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的主要障碍,并针对这两方面障碍,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传统公民权的“生态挑战”——从政治生态学看公民权理论

建立在吸纳女权主义和世界主义公民权理论合理成分基础上的环境公民权或生态公民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基本内涵与性质理解的全面拓展。它旨在为发挥公众在创建生态可持续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确立一个理论与实践基点,因而是一种来自公民权理论框架外部的挑战。     

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     

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的理论路径与现实选择——基于“公民身份”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遇到了各个领域的巨大挑战,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使福利国家进入了“后福利”的时代。在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进行改革与反思的过程中,“公民身份”(citizenship)进入了理论家和社会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公民身份危机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凸显出消极的后果,福利国家所处的两难困境就是这种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权利的危机与制度的困境暴露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局限,而公民身份的拓展与延伸在挑战传统自由主义理念的同时,也将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开辟出一条崭新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公民资格制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维系"领土-人口"联结、建立管治和依托基础的核心机制,公民资格制度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多方面的嬗变和发展。全球化带动下的国际人口迁移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逐步促使公民资格制度在内在体系上由对权利的聚焦逐步转向对参与和认同归属的强调,在外部界限上设立居民资格身份作为过渡筛选机制,在选择性包容迁移人口的同时对本国公民给予更多的支持,并形成了双重公民资格制度和欧盟公民资格制度。全球保护行动的日渐开展,也逐渐产生相对意义上的全球公民资格。     

抗拒的效力:从环境公民权到可持续公民权

“绿色公民权”是一个从“消极的”环境公民权到“积极的”可持续公民权的连续统一体。一种“抗拒”或“批判性”可持续公民权,对于创建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社会,具有核心性的重要意义。可持续公民权概念不仅可以从古老的城市共和主义公民权传统中得到理论侧证,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代公民权培育中义务“可持续服务”实践的理论基础,而绿化进程中的国家将在其中扮演一个积极而又关键的角色。     

西方环境公民权理论与绿色变革

生态可持续性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对环境公民权的基本设定与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是一种生态主义政治理论,而后者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种时代拓展。但在对环境公民权概念阐释的内容与方法上,二者存在着很多理论衔接点或相近点。更为重要的是,二者都可以理解为生态政治理论家和民主政治理论家试图借助环境公民权这一概念,在各自领域中推动一种有利于可持续社会目标实现的理论努力,虽然不能过高估计它们所蕴涵的社会绿色变革潜力。     

公民权的扩展对罗马共和国兴起的影响

如何说明罗马共和国的兴起是罗马史中的重要问题。公民权的扩展对罗马共和国的兴起有重要影响:在政治上,公民权的扩展扩大了罗马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在经济上,公民权的扩展促进了罗马经济的普遍繁荣;在军事上,公民权的扩展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文化上,公民权的扩展促进了古典文化的繁荣发展。     

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权扩展的原因

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权扩展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罗马公民权的价值是其扩展的前提;第二,罗马种族组成和宗教构成具有多样性,这使公民权的扩展成为可能;第三,在体制上,罗马共和国实质上是贵族共和国,因此元老院能允许公民权的扩展,而且罗马贵族寡头统治的社会结构,也便利了其他城市获得广泛的公民权;最后,公民权扩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邦本身的发展变化.     

公民资格:西方民主的一种解读视角

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民资格演变的过程。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人尚不曾拥有以尊重个人权利为核心特征的公民资格。现代公民资格概念在17世纪才开始出现,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英、美、法三种模式。可以说,从古至今,公民资格在形式上经历了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在内涵上,则是落实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过程。现代公民资格的“一般化”跨越了社会结构,伸展到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成为人民主权和个人自由两个政治信条的连接点。民主成熟程度是与公民资格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后发展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可避免地首先需要对本国公民资格的普及、保障与张扬作出努力。     

文化视角下的组织公民行为“锁定”模型及其应用

企业的绩效最终依赖于员工的行为而得以实现。但在实践运作中,企业原有对员工行为进行规范的基本手段——制度,将部分的失去其应有的效果。那么企业如何在外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塑造员工的行为？文章尝试着从文化的视角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首先,文章对传统的文化层次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企业文化的藤蔓模型;其次,在藤蔓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组织公民行为的塑造应以对企业文化的管理为基础,依靠但不依赖于组织中的制度设计。最后,在分别对文化的影响和组织制度设计进行分析后,整合得出文化视角的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并对其应用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