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中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主要以父亲特质或者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地位组合来代表家庭背景,母亲的影响却没有真正被重视过。母亲在子代教育和地位获得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基于地位获取模型,将家庭背景中母亲的影响因素单独提出来以检验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采用CGSS2010数据,通过建立三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越高,其子代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相应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要高于父亲的影响,对子代收入获得的影响与父亲的持平;母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父亲的影响。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母亲职业地位与子女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平等有长期影响。通过使用CGSS 2015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并辅以工具变量,重点探讨母亲职业地位对其子女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发现母亲职业地位正向影响子女教育获得而且性别差异缩小,这种影响独立于家庭中父亲职业地位。重新对样本进行筛选并变换子代教育水平测度方式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母亲职业地位对教育性别差异的改善仅存在于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等级较高的家庭组别,在较低的家庭组别未见显著性影响。家庭背景中母亲职业发展因素对教育再生产以及女性教育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子代教育优势累积以及减轻子代教育性别不平等。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实证分析研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职业阶层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去农村更愿意选择从政。     

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生育意愿有三大因素。一是国家人口政策、经济情况、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形势与就业水平等社会因素。二是家庭习俗与传统、抚养子女的成本和子女给家庭提供的收入、是否独生子女等家庭因素。三是户口性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育与婚姻状况、现有子女数及现有子女性别、健康状况、是否外出打工等个人因素。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生育意愿有三大因素。一是国家人口政策、经济情况、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形势与就业水平等社会因素。二是家庭习俗与传统、抚养子女的成本和子女给家庭提供的收入、是否独生子女等家庭因素。三是户口性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育与婚姻状况、现有子女数及现有子女性别、健康状况、是否外出打工等个人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返乡原因与外出意愿研究——基于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六省数据的分析

利用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流出地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返乡受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返乡原因因性别、受教育程度有所差异;农村人口是否外出受个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就业状况、流动经历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但外出地域选择只受个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流动经历的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后续迁移决策具有"累积效应"。     

家庭结构缺失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单亲家庭样本的实证分析

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受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以及倾向值匹配法分析家庭结构缺失，特别是单亲家庭的形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完整家庭相比，单亲家庭的形成不利于子女的教育获得；抚养人教育水平以及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并不能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单亲家庭对男性子女教育获得的负效应大于女性子女；与单身父亲家庭相比，单身母亲家庭能够显著促进女性子女的教育获得。此结论对于提高家庭教育特别是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代际流动与就业质量:动态效应与作用路径

从代际资源优势/劣势累积的视角出发，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数据，构建了收入、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的三维就业质量测量体系，探讨教育代际流动对受雇者就业质量的动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相对教育水平衡量法可以将教育代际流动分为高教育稳定、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低教育稳定四种类型，其中高稳定流动者拥有较高的代际资源优势，就业质量最高，其后依次为向上流动组、向下流动组与低教育稳定组；年轻队列相对年老队列的劳动者，不同教育流动轨迹之间的就业质量差异呈扩大趋势；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组与低稳定组的年龄累积劣势在年轻队列中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的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与低稳定者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几率较低是其就业质量劣势的重要来源，而教育向上流动者的劣势则来源于较高的过度教育率。中国切实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不仅能助力教育公平发展，更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家庭背景对不同年代教师的影响初探

研究家庭背景对不同年代教师的影响有重要价值。以问卷调查法为主,文献分析法及访谈法为辅,选取广东省某市156名教师作为对象,研究发现:教师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母亲受教育程度比父亲低;教师父母亲职业比较单一,职业地位较低的农民、工人占的比例较大;不同年代的教师,家庭背景存在显著差异;选择教师职业受其家庭背景重要影响;家庭背景优劣影响教师教育观念呈现;家庭所处阶层不同,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也不同,家庭背景越差的教师,工作满意度越高;教师的自信心以及教师综合能力也均受其影响。     

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代际分担的调节效用

随着女性职业社会化，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日益凸显，全面二孩政策更使得已婚女性面临着育儿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以2015年CGSS微观数据为基础，从家庭视角检视育儿、代际分担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6岁以下的幼儿而言，母亲仍是主要的照料者，育儿对于已婚女性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代际分担对育儿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育儿对女性就业的负向影响；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对城镇已婚女性的影响明显大于农村已婚女性。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发展公共托幼服务、鼓励家庭代际分担等路径，帮助已婚女性平衡育儿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进已婚女性充分就业。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以辽宁省六所不同类型高校为例

家庭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性，而且越是优势的文化资源，其代际传递性越强。通过对辽宁省六所高校2007级学生的调查得出：作为家庭文化资源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拥有的入学机会就越多。     

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流动反映长期收入差距变迁,代际收入流动更是关乎普通民众阶层跃迁,这是关系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以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期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下降幅度约14%~21%;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6~0.69,流动性较低,子代收入水平与父代收入水平高度相关。（2）市场化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有显著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强,阶层固化现象越弱。（3）机制讨论初步表明,市场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主体增加就业流动性等渠道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我国跨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阶层流动等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家庭因素对流动儿童学校融合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通过对南京市4所小学555名4～6年级小学生自填式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家庭因素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父母越关心子女学习、与老师交流越多、对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越支持、越注重亲子间交流以及父亲对孩子的管教越多,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度越高。但父母亲的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影响流动儿童学校融合情况。据此建议政府依托社区,开办流动儿童家长学校,改善流动儿童家长的家教素质;学校教师需消除"刻板印象",增加"问题学生"的家校沟通,帮助家长提高教育素养。     

父母离婚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2014—2015),从家庭结构与家庭资源双重视角考察了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教育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教育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家庭结构缺损和资源被剥夺是影响未成年子女教育的重要中介机制。从家庭结构看,"母亲缺位"和"双亲缺位"对子女教育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父亲缺位";从家庭资源看,离婚导致了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程度的受损,进而影响子女教育,其中家庭社会资本除了对子女教育有直接中介效应外,还对家庭文化资本产生调节作用,影响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效率。应从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为离婚家庭建立保护机制,以减少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