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的"化骈为散"与古文形式的确立

古文形式的确立依赖于韩愈、柳宗元对文章形式的革新.柳宗元少学时文,受六朝、初唐骈文影响颇深,其古文"化骈为散",即化对句为散句,骈散结合,化典雅为通俗,不用或少用典故,化简单的对句为散句长联,将骈文的声韵辞藻方面的特点运用于散文之中,化骈文声韵为散文声韵,使散文一样具有声韵美,多用虚字,形成新的文气.柳宗元之所以改革文章,并取得突出成就,是因为他对骈文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同时也是因为他在贬谪中试图表现自己的才智,以引起朝廷的关注.     

从对偶范畴角度看骈文与欧阳修的散文创作

韵散对偶范畴制约着骈散对偶范畴。在此思维模式中考察骈文与欧阳修散文创作之关系,能更为真切地了解欧阳修的文学造诣和宋代的古文运动的奥秘。骈文是散文的一个亚文类,在特定的环境下骈文能向散文回归。经过欧阳修等人的努力,这一回归在宋代较为彻底地实现了。从单篇文章的创作总量看,欧阳修的骈文远多于古文。欧阳修是伟大的解构主义者,他以长对仗句改造了骈文,将它发展为宋四六。欧阳修的古文乃以其骈文功夫锤炼而成就。骈文起源于两汉辞赋,欧阳修是散文赋的文类开创者,其赋作不多,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散文的辩证运动轨迹。     

韩愈“古文”含义“与骈散无涉”吗?

张安祖先生的《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认为 ,韩愈心目中的“古文”“与骈散无涉” ,这一观点与实情不符。在骈文达到全盛的南北朝时代 ,萧纲就提出了“今文”、“今体”与“古文”的对立 ,实即骈文与散文的对立。唐人继续沿用这对概念 ,其骈散对立的含义更加突出。初唐杨炯、盛中唐之际的独孤及、中唐李德裕、晚唐李商隐 ,对此皆有明确的论说。北宋欧阳修再次指明与“古文”对立的“时文”特点是“务以言语声偶裂。”五代史家刘亦称“近体”与“韩文”的不同是“多拘偶对”。中唐古文领袖韩愈、柳宗元对“古文”反骈以散的含义曾有多方揭示 ,韩愈弟子李翱及同代名臣裴度也对此有所印证。《辨析》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 ,是因为其中的辨析方法不够周严     

晚唐小品文体革新略论

晚唐小品作家创作出众多内容充实、技巧成熟的小品文,使小品文于晚唐形成一个创作高潮。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承继者,晚唐小品作家不仅在创作理论上取法韩愈、柳宗元,在创作实践上对韩、柳也多所借鉴,尤其是在文体革新方面,他们继承中唐古文运动的革新精神,除对韩、柳自创的新体及革新过的文体进一步加以革新外,对碑、箴、赋、颂等传统文体也进行了或由骈至散、或由骈散结合而至全散的革新。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对韩、柳不曾运用的疏、吊等文体加以革新,弥补了中唐古文运动遗留的空白,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骈俪之风影响下的南朝四代散文

骈文与散文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代消长之迹甚为明晰:骈文日胜一日,如日中天;散文问津者少,确实衰落。但是散文仍然按照自身的规律演进,其成就也不能忽视。当时的散文由于特殊的条件,便形成了这样的特殊状态:纯粹的散文家极为少见,基本上是骈文家兼作散文,因此作品大体上纯粹的散体较少,多是骈散结合,单复互用,只是在量的考察上可以区分骈文还是散文;这种骈散有分有合的状况需要我们注意。     

文章选本与王先谦的文章学理论

《续古文辞类纂》、《国朝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编纂的三部文章选本。《续古文辞类纂》表达了王先谦以儒家义理和考据学问为核心的古文观念。湖湘学风的影响和晚清社会现实的触动是王先谦形成其古文观念原因。《国朝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王先谦编纂的两部骈文选本,其序文、例言集中反映了王先谦的文体学思想,王先谦还对骈文创作方法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词气兼资"的骈文审美标准。文章选本的编纂反映了王先谦"骈散并重"的文章学思想。晚清时期,骈散兼工并重的文章创作现象,以及汉宋学术之争趋向缓和是王先谦"骈散并重"文章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学术背景。     

陆贽与唐宋古文大家

诸多论者只简单强调历史上的骈散之争，其实骈文大家陆贽对唐宋古文大家的散文有着巨大的影响。陆贽是韩愈的座师，而韩愈是最早给陆贽立传的作家；陆贽任宰相后，方使屡试不第的柳宗元如愿以偿，陆贽的为人、为文对柳宗元影响巨大，陆贽遭贬，柳宗元愤然撰文抨击时政；苏轼把宋代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与陆贽、韩愈、司马迁相提并论，认为欧阳修“论事似陆贽”，自称年轻时即好“陆贽书”，“私所钦慕者，独陆宣公一人”，为文为政多承陆贽。可见，陆贽与古文大家们均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兼容的气派。     

宋古文运动与皇帝的作用

宋代古文运动是一次成功的以儒家思想为归旨的变骈为散的文体改革运动,这是在北宋中期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进行的改革斗争中,唯一取得了最后胜利的。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当然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准备谈一个历来未被看重或被忽略了     

汉初骈散之分途及其政治与文学功能

骈文的正式确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情。但是,骈俪文体的酝酿,时代则较早。早在先秦时期,骈、散体式就存在分途的倾向。汉初文学对先秦史传、诸子散文各有继承,进一步促进了骈、散体式的分途。在汉初,骈、散文体则承担了不同的文学与社会功能。     

文以明道的现实情怀:唐代韩柳古文论略

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唐代散文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韩、柳古文可以看作是隋唐五代散文的分水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方面阐明了"道"的内涵,对事物的认识更富于独立精神,与现实相关联,使古文具有了活力;在"道"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他们文学家、思想家的观点和远见卓识,确立了文学的独立性。一方面他们主张"文以明道",但不否认文学自身的价值与美感,并在古文创作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慨、不平之鸣。韩、柳在文体上的贡献对唐代古文和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意境、情韵与神味:林纾散文学的新色彩

长期以来中国散文学都是以文道、义法为主流,这从根本上规定了散文学的发展方向,限制了审美论的发展。林纾虽然以古文的衣钵继承人自居,但并没有坚守"文道""义法"传统,而是以情性为散文之本,这就使他在散文审美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意境"、"情韵"与"神味"三说最具代表性,突出地体现了林纾散文学的诗性特质。它们的出现为散文学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也为近现代散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散文学领域里提出"意境"、"情韵"、"神味"诸说,对于源于诗国的这些美学范畴,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     

从唐宋古文大家看骈散之争

骈文的产生不仅与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密切相关,更体现了六朝时期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美的自觉追求。骈文的末流虽有种种弊端,但骈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历史作用不能抹煞。唐宋古文运动以后,骈文并未消亡,而是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与散体古文的影响下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出现了骈散并峙、各放光明的局面。唐宋古文大家无论在文学主张还是创作实践方面,对六朝骈文均未绝对排斥,而是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     

传统骈文体式对辽金道教文章创作的多元渗透

骈文的形式规范自形成后,对中国古代文章创作的渗透和影响无孔不入。在辽金道教文章创作中,这种渗透和影响呈现出多元化情形。一,骈文严格的词性对称、文字对偶特征在辽金道教文章创作中呈现松散自由、对偶弱化、流水对加强的趋势。二,辽金道教文章之骈体恪守平仄韵律成规,讲究平仄相对、声韵相协,尤其是颂赞、铭箴诸体,平仄齐整划一,调韵和谐优美,不在六朝骈文之下。三,辽金道教文章扩大了用典的文献来源,除传统经史子集外,还涉及道教原典、道教故实、神仙传说,形成了道教特色的用典风格。四,骈散结合的结构形式体现了散文观念与骈文观念的折衷调和,辽金道教文章普遍运用了三维结构形式:开篇为单加偶起首式;腹部骈体、首尾散体的散—骈—散结构式;末篇为骈加散结尾式。     

“散文”术语古今之“辨”

当代中国的"散文"术语"所指"是支离与分散的,不同研究者的视阈中其内涵是不同的。中国古代所谓"散文",只是"骈散之散"的语体概念,隶属于"大文章"范畴;而文学性的文体"散文"概念,则是"五四"之后,伴随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而被引入中国的;接受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学者,在对中国古代书面语言进行梳理时,并未还原到古代书面语言的历史场域,而是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挪用"与"横移",造成"大散文"全面覆盖"大文章"的格局。古今"散文"术语"所指"亟待厘清。     

略论公安派性灵说对晚明小品文发展之影响

公安派性灵说对古代散文发展最大的影响是为建构晚明小品文的文学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性灵说从理论上清算了拟古文风的错误 ,破除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 ,确定了“我”在散文创作中的生存环境和自由发展的文化空间。这样就为小品文艺术精神的确立、审美价值的确定 ,和表现艺术的自由发展 ,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推动晚明小品文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刘大櫆的散文理论

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大櫆在方苞“义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古文学派的散文理论。在散文的艺术规律方面,他所独创的“能事论”超越了“文以载道”的“工兵论”,真正确立了散文所独具的艺术价值。在散文的创作要素方面,他不仅分析了“神”、“气”、“音节”、“字句”等多重要素,而且勾勒出它们之间彼此递进的系统关系。在散文的审美风格方面,他区分了“奇”、“高”、“大”、“远”、“简”等十二种风格,从而促进了散文美学品位的多样化。在古文与时文的关系上,他对明清以来充斥文坛的八比时文的批判尖锐而深刻,同时又不一概否定时文作为一种散文方式的历史意义,因而比较辩证地处理了古文与时文二者的关系。     

走出“传统”的围城-谈90年代散文观的转变

建国以后,散文确立了"形散神不散"传统观念;八十年代解构了一元化的传统散文观念;九十年代建构了多元化的散文观念,使我国的散文从"传统"走向"现代".     

汪中骈文地位之反思

处在儒士与文人之间的汪中,生前没有以"四六"或"骈体"之名获得赞赏,也没有留下骈文批评话语。去世后,其骈文虽获得了某些赞誉,但多与其古文、诗歌并列,或与胡天游、洪亮吉、袁枚等并举,并无独尊地位。在骈文意识高扬和创作中兴的乾隆时代,汪中对骈文无动于衷,正是他为文不专一体的结果。其文多以四言行文,少用六言,句式整齐却不求工整对偶,基本不用四六隔句对;语言精炼,骈散兼行;意蕴深厚,风格雅洁,具有东汉魏晋之文的特征。在乾嘉时代,这种文章不被视为骈文正宗,因而较少入选当时的骈文选本。道咸以来,随着骈散兼行、骈散交融思想的深入,汪中的骈文地位才逐渐提高,但极少独尊。然而,建国后的中国文学史和骈文史,绝大部分将其视为清代骈文成就最高者,赋予其独尊地位,个中原因值得反思。     

论韩柳古文创作中的“破体为文”现象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古代实用散文向现代文学散文转变的革新运动。韩柳古文创作是对传统实用散文固定体式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其以“诗”为文、以“传奇小说”为文、以“寓言为文”,使古代实录简朴的散文发展成为真正的文学散文。     

近代散文观及其特征论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近代,它们却交织在一起.因而,近代散文观也在由“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发生着变化,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骈散观”的嬗变与近代散文理论的探寻;“大散文”观及其创作实践;在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多元建构的文学转型格局中前行.这一新变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