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味”说视阈中的《秋颂》

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滋味"说对各种体式的中西诗歌鉴赏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名诗《秋颂》历来为众多中外批评家所关注,然鲜有人运用"滋味"说这一品评诗歌的标准来论析此诗。从"滋味"说视阈对《秋颂》进行"情性"、"形美"以及"赋比兴"等方面的解读,可以另辟蹊径来探究此诗长盛不衰的艺术魅力。     

略论林庚白与同光体

林庚白早年与同光体诗人交往颇多,受同光体影响较大,后期虽对同光体反戈一击,但其诗歌与诗论仍与同光体渊源颇深。同时,他的诗论和创作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激烈的社会矛盾,又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胡风现代新诗凝视

胡风不仅是七月诗派的组织者与倡导者，更是现代诗坛上举足轻重的缪斯巨子。他那充满主观战斗精神和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已成为２０世纪中国诗坛上一道壮丽的人文景观。胡风的诗歌精神实质上是社会美学与艺术美学的完美统一，是爱国主义意蕴与直抒的艺术方式的完美结合。重视诗人情思世界的微观研究，有助于标示出诗人的创作风格和情思走向。对于找回诗人在诗坛上的位置具有重要作用     

五四时期惠特曼诗歌体式对安徽诗人的影响——以胡适为核心的研究考察

美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惠特曼提倡平民使用的"口语入诗"和"自由体式"契合了安徽诗歌革命和新诗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理论创作层面和创作实践层面给安徽诗人带来诗歌创作的灵感.胡适、蒋光慈、田间为代表的安徽诗人对惠特曼口语入诗的借鉴和模仿激发了安徽现代诗歌体式进一步向平民化方向转变,而自由体诗歌的引入则给安徽诗歌界带来不小的震动,对安徽古典诗歌产生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为安徽诗歌的新变开拓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创新:诗歌创作的价值体现——对赵翼诗歌理论的另一种诠释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诗论家,其是否与袁枚、蒋士铨共倡“性灵说”,笔者对此并无疑义。但赵翼又与袁、蒋合而不同,其不同处在于赵翼以史家身份,遵从发展的历史唯物史观,积极倡导诗歌求变、创新的精神,追求和探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途径与方法,真正把“创新”作为诗歌审美价值的评判标准,因而赵翼在有意提倡诗歌“创新说”,而把诗写“性灵”纳入其诗歌创新的运营轨道。本文重点梳理了其诗论与袁、蒋的不同,详细诠释了其诗歌“创新说”的内容。     

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论唐湜的长诗创作

在九叶诗人中,唐湜是一位双面手,他一手写诗,一手写诗论,并且在两方面都有可观的收获.单就诗歌创作而言,在九叶诗人中,唐湜的诗歌在数量和诗歌体式的多侧面探索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略论唐代的以诗论诗

以文论诗,早在《论语》等先秦著作中已有出现。而以诗论诗则为唐朝杜甫首创。唐代的以诗论诗内容包括阐述对诗歌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的看法;评论历代诗人的诗作及艺术风格;赞颂唐代著名诗人的艺术成就及杰出才华;叙述诗人的写作甘苦及诗人之间的赠答寄忆等几个方面。由于以诗论诗具有篇幅短小,内容专一,写法灵活等特点,所以在唐代诗界较为流行,并对后世的诗评产生巨大的影响。自杜甫开创以诗论诗的先河后,以诗论诗就成为我国传统的诗评形式之一,并一直绵延于今。     

1960年代的两岸诗歌问题

由于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的差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的"当代诗歌",选择了不同的"起点"。大陆诗歌继承并强化了现代革命(左翼)诗歌传统,确立了"介入"的、直接参与到现实事变中去的诗歌语言策略,催生了成为诗歌体式的"政治抒情诗"。与靠拢、进入"中心话语"的大陆诗歌取向不同,台湾这个时期的"诗歌政治",选择了"去政治"的、疏离"中心"的"边缘化"道路,并以西方"现代派"作为诗歌精神和诗歌艺术的主要资源。两岸诗歌的这种状况,分别提出了有关诗歌功能,诗人身份,诗歌与现实,西化与传统,诗歌"经典"遴选标准与方式等诸多存在争议的问题。     

论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美

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美是诗人对宇宙和人生的体悟中得出的审美情感归结。含蓄一语,古代诗论者在诗歌鉴赏中从不同视阈多有论及,梁启超等人在现代语境下对古典诗歌含蓄美作出重新阐发,认为含蓄是古典诗歌传达情感的表现手法。本文从诗心美学角度认为,含蓄美是诗人对诗歌的领略、体悟,以达到对生存本体的一种生命体悟。     

沈从文新诗理论述评

沈从文是以小说、散文名世的,诗论是他作为编辑、读者的副业,却体现了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沈从文的诗论注重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人的关怀,注重诗人的人格修养;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创作论、诗史诗人论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独到思考和独特的诗学品格.     

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以刘咸炘诗学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旧诗学交替过程中，巴蜀诗学依然保持着传统诗学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巴蜀学人对传统诗学的坚守来完成的。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史上传统诗学传承的一个缩影。刘咸炘诗歌理论回归于传统的诗学观，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提倡学习汉魏诗歌，延续汉魏风骨的诗风。作为传统诗学的捍卫者，刘咸炘并没有表现出对新诗创作的反对，他对新诗的创作，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刘咸炘创作的古体诗融入通俗语，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巴蜀诗坛旧诗人在新旧诗体的交替过程中坚守传统诗学、努力为旧诗的发展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追求。     

“自然的音节”与“散文的语言”——略论华兹华斯对胡适白话诗理论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源于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创造。但就诗歌理论而言,白话诗更多地是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派诗歌等西方资源有着明显的关联。在诗歌语言上,华兹华斯主张“散文的语言”,胡适强调“自然的音节”。文章通过对前述两条诗歌主张的对比分析,论证了胡适白话诗与华兹华斯的渊源关系.     

胡适诗学的接受史考察——以懂与不懂之争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拓者,明白易懂是胡适白话诗学的核心。在近一个世纪里,这一诗学原则在得到认同的同时也不断遭受质疑,引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论争。在新诗发展精致化诉求中,面对现代派"不懂"的诗学,胡适有时在论争中进行自我阐发与完善,有时又不作分辨地接受来自不同诗学观念、风格美学的挑战与质疑。在大众化浪潮中,它开启诗歌如何向大众普及的讨论。在新中国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作为潜在的诗学依据,参与社会主义诗学话语的建构,呈现出新的接受特点。     

胡仔生平新考

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的一部重要诗话总集。该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献方面，其间也有胡仔自己精到的品诗论人之语，惜前人对此罕有论及。欲探求胡仔的诗学观点，必先对其本人做以清楚的了解。然《宋史》未为其立传，学界的间或之论亦凌乱和残缺。文章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并利用新的文献资料，对胡仔的生平做了较为完整清晰的勾勒，从而为胡仔的诗学批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论胡风超前的主体性实践论文学观

胡风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活动中孕育着新的超前的观念 :这就是主体性实践论的文学观。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它的实践依据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和作家们的创作实践 ;它是对五四传统、鲁迅精神的继承发扬 ,是对文艺界的“左”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反拨。胡风的文学观以前虽被视作“异端” ,却至今仍有时代意义     

温润的精神之花——生态文艺学视界下的黄礼孩诗歌

生于广东湛江的黄礼孩是国内当代诗坛活跃的优秀诗人,其作品温润而平和,没有坚硬晦涩的语词牢笼,没有复杂难解的修辞技术,有的只是简洁的意象和深邃的思想。他的诗歌具有丰富生态文艺学的内蕴,这种内蕴体现在了其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方面的美学书写之上。在生态文艺学的视界下去审视黄礼孩的写作,具有拓展性的诗学价值。     

胡适诗学论:双重人格与二元诗格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其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表述对象。对他功与过的评判自然都是为当下诗之缪斯的迷惑寻找通路,也是为把曾经断裂的文化链条重新进行粘合。笔者从社会学、地理学的角度辨析胡适早期文化场的转换对其思想形成、诗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旨在揭示中国现代诗歌构建过程的复杂性,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下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论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与《神曲》的诗画融合

布莱克的诗画艺术演绎了一种率真质朴的风格,呈现出自然写真的诗意与画境,纯美的想象在其中发挥了独到作用。其画境中的色彩基调是再现诗意的视觉表征,色彩镜像由表及里地映射出诗歌的主题、思想、意境、隐喻及象征内涵。他的诗歌富有伦理教化作用,充满对善与恶的审度,追求心灵升华,表达他对世界大同的愿景。从《天真与经验之歌》到《神曲》,体现出返璞归真、爱憎分明、向往美好的创作主旨并成为布莱克创作思想的一条主线,前者由诗歌艺术趋向绘画艺术,后者由绘画艺术回归诗歌艺术。布莱克的创作之途可谓“诗心入画”,将视觉审美意象融会贯通,实现了诗歌艺术与绘画艺术的交融。     

沈德潜格调论诗及影响

明代提出的格调说,以唐人为其诗学圭臬,着眼于诗歌的气格声调,其艺术因素较为明显,而沈德潜则强化了伦理道德因素,意味着儒学对诗学的统摄与控制,这与清初期文化背景与沈氏个人经历与诗学趣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