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浮生六记》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引入文化身份研究方法,分析了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构建。以其英译《浮生六记》的翻译行为为个案分析,研究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文化身份研究为全面客观评价林语堂及其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文化间性”视阈下的《京华烟云》翻译研究

翻译的文化传输功能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译者的努力,使多种文化间建立起对话关系,《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用英文写作的长篇小说,但由于他的文化身份及文本中国文化特征,使其具有翻译的特征又彰显出文本的文化间性特征。文章试图通过具体实例分析,阐释哲学意向翻译的文化间性特征,呈现文化间的交互对话关系在文化传输中的强大动力。     

翻译的文化解读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文化活动。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越来越关注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对比中国翻译史上两位杰出人物鲁迅、林语堂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主张,不难发现他们二人身处相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翻译观,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大相径庭,这表明翻译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是译者的主观选择,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译者所处的特定的文化环境、作者自身的文化态度、文化立场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边缘”的文化叙事——林语堂文化翻译的解构性研究

林语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中心走向了边缘,而在西方却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文章试从林语堂翻译文化中独特的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解读他性灵闲适、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叙事与中国儒道释及西方现代性相融合的文化审美对中国社会正统进行的文本的潜在颠覆,对东西方文化的宏大叙事及西方话语霸权的潜在颠覆和解构。     

论林语堂英文小说的乌托邦与异托邦镜像

林语堂海外的英文小说存在自我与"他者"的纠结。林语堂试图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构筑起一个乌托邦与异托邦二元世界,而他也正是在这个二元世界里,寻求着他的跨文化认同。文学文本中所建构的异托邦之所以能够形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之一:一是本土文化心理;二是异域空间;三是异域和本土文化场域中的文化认同危机。林语堂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美国)的个性化阐释,使得世界真正地了解了中国和西方。西方世界也正是通过他建构的异托邦世界,还原了"东方主义者"永远也没有表述清楚的中国。     

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的想象和文化定位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异。前者主要从自己的生存状态和专业分工出发去寻求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其认同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和不由自主的。后者却在相对自由的语境之中追求一种精英和全才式的文化定位。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空间,由于跨文化交际、体制化的生存焦虑等种种原因被大大压缩了,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单面人的状况,使其在传统上所担负的价值传承与建构的使命大打折扣,也使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应对能力和批判能力。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更应当是一种个体自主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其中经常充满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冲突。     

文化·操纵·翻译的暴力

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可以给我们更开阔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文本的转化,还体现着文化的操纵和翻译的暴力。从译者的文化身份、翻译对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的流向,以及翻译的策略四个方面来探讨,发现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但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文化交流中,最佳的状态是交流各方达到“共赢状态”,译者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转换语言,而且肩负着跨文化传通的任务。     

文化翻译与文化身份塑造

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更是一种文化接触与互动手段。文化翻译则是异域文化接触与互动的媒介,其结果传达了并域文化身份,实现对了异域文化身份的塑造。文章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出发,阐述文化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及其塑造异域文化身份的原因。文化身份的开放性要求译者顺应全球化语境发展的需要,摒弃强势文化中心论,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保留文化异质,真实再现原作所要表达的文化身份。     

基于文化视角的翻译文本行为

翻译既是语言之间的活动，又是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任何语言都包含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语，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是跨文化转换。翻译通过语言的转换促进文化的开放，是不种文化互相承认、互相尊重和互相补充的过程，译者应当是一种文化传播者的身份，文化翻译是翻译中意义转换的一部分。从文化接受机理的角度，对翻译的文本行为进行研究。     

葛浩文译作中的文化介入与翻译文本行为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每种语言都包含了特殊的文化内涵。葛浩文是近年来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西方学者,他的译作不仅忠实于原作,而且翻译策略灵活变通,推动了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国门,实现了中西不同文化的融合。本文从葛浩文译作中的文化内涵,文本的选择和翻译原则的角度,对葛浩文译作中的文化介入与翻译文本行为进行研究。     

简论林语堂的跨语际传记写作

传记写作是林语堂“文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语际的传记写作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不仅价值独特，而且触及了传记叙述主体的自我塑造，传记叙述中文化“差异性”的影响等诸多理论问题。通过对林氏传记作品的解读，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颇具文化使命感的身份自许，而且还领略了其超越的叙述智慧。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翻译过程研究的文化视角

翻译过程的复杂性不仅仅源于语言的异质性,更重要的是源于语言赖于生存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相异性,因而,翻译是一个受各种文化因素影响和作用的动态的、复杂的过程。本文重点分析了影响翻译过程的四个文化因素:语言因素、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原语文本的承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目的语语境因素。该分析旨在揭示翻译过程的艰巨性,重新认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手段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翻译过程中文化图式建构与文化传递——以林语堂《桃花源记》英译本为例

作为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过程中文化图式的构建正日益受到关注。林语堂在《桃花源记》英译过程中运用文化图式构建策略,采用多样性的翻译方法,合理建构历史语境的文化图式,激活现存文化图式,预测异质文化图式,以此进入英语世界文化视野,传递中国文化。     

巴赫金对话理论视野下的林纾翻译解读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也为人们理解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翻译的多重对话性。本文从对话理论角度,详细阐述了林纾在翻译过程中,与合译者、作者/原文、读者及时代语境的对话关系。这也证明,翻译是作者、译者、读者共同参与的以文本为主题、以文化语境为背景的一场对话。     

谈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

从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进行了探讨。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理论启示译者在翻译时应译出文本的世界性 ,而文本的语境规范着译者及其翻译。另外 ,译者通过对文本的批评显示其社会意义和创造性。赛义德对东方主义者的批评启示译者在翻译时不能抹平文化差异性。在西方文化面临危机 ,东方文化重新书写身份之际 ,译者应通过翻译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译者在译介西方文化时 ,应对文化产品合理取舍。     

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

异国形象创造是对一个文化形象的塑造 ,它体现了个体与群体对异国的认知特点 ,具有跨文化、跨种族写作的特点。作家对异国形象的创造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其中创造者的文化认同 /身份在形象创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异国形象创造是确立创造者主体性作用和重建自我文化认同的一个过程。作为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异国形象创造自始至终都体现了认同与颠覆两极的张力作用     

林语堂作品中的“中国英语”及其文化间性

中国英语是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和融会的产物。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中国英语。他的中国英语是间性文化思维的反映。因此,对他的中国英语进行整理和评析,探究其文化间性思维在翻译中的体现,能够获得更广阔的研究视野。     

跨文化翻译中的历史阐释

当代翻译中的文化研究理论赋予了跨文化交流中的名物传译新的视域,这就是翻译过程中的历史文化语境的转换所形成的历史阐释,作者认为,集中体现于名物传译中的文本与话语的翻译转化中,含有原文语境的新阐释,这种阐释是建立在物质形态上的历史解读,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中忽视这种阐释的价值的错误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文化价值观之上的,从跨文化语境解读文本是当代翻译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外译——以《浮生六记》译本为例

林语堂先生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驱,在其诸多译著中又以《浮生六记》最见功力。以该译本为例,探讨了林语堂先生在“东学西进”的翻译探索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难,通过翻译选择来挑战文化预设,并在“忠实、通顺和美”的原则下灵活应用翻译策略以求得中西文化共鸣的成功经验,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