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主义到非科学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式转换

从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经历了由科学主义模式到非科学主义的范式转换。对科学主义的挑战首先来自康德、新康德主义与早期解释学，它们主要是以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特殊性问题出发展开思考的。本世纪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反思则深入到＂科学危机＂、＂理性危机＂的层面，并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那里实现了哲学思考范式的根本转变，即由＂我思＂模式变为＂我在＂的思考。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反科学主义有其必然性，它是由社会、文化的发展背景以及哲学自身的语言转向所决定的。     

亚里士多德论实践智慧的内涵

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当代德性伦理学比较重视的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定位成实践的理智德性,并且从实践智慧、科学与技艺的区别中把握实践智慧的特点。实践智慧所进行的实践考虑也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其不同于科学和技艺的活动方式。这表明,真正的实践理性不同于科学技术理性;将西方的理性主义等同于科学主义的看法是不恰当的。西方的实践哲学传统中蕴含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因素,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生活世界的回归——由生态批评开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之道

现代性危机从思维方式、认知模式到世界观都反映了深层次的科学主义的危机。随着现代性危机症状之一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成为人类最大的生存危机,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态批评提倡人类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良性互动,这与现代性批判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而为促进新历史形势下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指引了一条思想路向,开拓了一个新的思想视界。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科学主义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及当代反思

科学在近代传入中国,刺激中国科学主义的诞生。科学主义的启蒙功能、由技进而道的价值重建功能、救亡图存功能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其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表现出明显的科学主义化倾向。在当代,要注重还原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实质,并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     

浅论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形成条件

自近代以来,对人类未来的理想设计就与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思潮。乌托邦新型理想社会的理念创新,科学理性化、世界概念的理性化、历史理性化等理性文化的精神促动,第一次科技革命促发的工业革命及其引领的西方现代化运动的现实推动,为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理念建构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条件。科学乌托邦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也存在明显的缺失。我们既要反对唯科学主义,也要积极地利用现代科技,竭力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并进,谋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树立一种整体和谐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科学思潮的失真——重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思潮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思潮被定性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思潮,似乎已是不刊之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中国科学思潮与西方科学主义存在渊源关系和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科学思潮诞生于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背景,根植于实用理性的传统文化土壤,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广泛深入的科学实践,并且存在科学派和唯物派的内在分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潮,而是一种前科学的科学主义。它传入时正当民族救亡之际,填补了五四反传统之后的形而上价值空缺,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五四之后,科学思潮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摒弃了求真的精神。中国科学思潮没有实现中西接轨,反而因其失真成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解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的实质是 :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为惟一的文化模式并以之改造其他文化 ;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和以人文主义“规范”科学主义。二者各有其合理之处 ,亦存在偏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是必然的趋势 ,即 :科学精神是人文主义 (精神 )的基础 ,人文精神规范科学精神。在深刻认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基础上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 ,而更重要的是 ,马克思主义在人文层次 ,是关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     

论尼采哲学的反科学主义思想资源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大体上经历了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等几个阶段。尼采以视角主义为杠杆 ,以人类生命为目的 ,以不贬损正当的科学理性为前提 ,对实证主义科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从而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史上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尼采的反科学主义思想包含一些合理因素 ,但自身也存在偏颇之处。构建历史理性势在必行。     

论朱自清散文的现代理性精神

朱自清散文历来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着“中国传统美学的温柔敦厚之美”,而对其散文的现代理性精神则很少关注。从文化与散文相结合的角度,可以看到朱自清散文具有四个方面的现代理性精神,即个性自由精神、民主科学精神、专业学理精神和批判重建精神。这四个方面表现了朱自清散文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具有的现代理性精神。     

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科学化努力

本文探讨了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在建立科学的文艺学体系过程中所显示的内在矛盾及局限。认为它在反叛传统的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的同时又扛起了科学实证主义的大旗,是一种着眼于文学形式、强调陌生化感觉的实证主义批评,并指出它在促进文学批评的科学性的同时丧失了活生生的人文精神,分析了由这种科学化努力所导致的科学主义倾向。     

论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

大学理念主要关注大学的功能定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诸方面的内在规律及其关系等涉及到办学思想的基本问题,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它要比大学理念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大学精神可概括为创造精神、独立精神、批判精神、科学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     

《思想与时代》月刊与新文化运动

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办学期间,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该月刊是“学衡派”同人刊物,办刊宗旨与学衡派价值追求一脉相承,继续坚持在现代语境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月刊在与“五四新文化派”的对话与沟通中,开始对日益泛滥的科学主义进行审视,主张科学人文化。月刊在科学时代对人文价值的追寻与坚守,极具前瞻性;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在今天也颇具启示意义和价值。     

转型焦虑的新维度：英国“两种文化”之辩再探

如果说19世纪英国文人的文化观蕴含着转型焦虑,贯穿着对机械文明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的质疑和批判,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社会的转型焦虑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结束的同时,也终结了人类社会“线性进步”的神话,但“科技进步”“福利至上”的话语仍然不绝于耳。这给当年由托马斯·卡莱尔等人开创的、针对“进步”话语的批评语境增添了新的语料和新的视角,促使文化批评向新的深度拓展。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并非简单的科学与人文之争,而是体现二者文化观念的不同,折射出二战后英国文化观念的嬗变,尤其是科学主义、技术功利主义话语对文化观念的侵蚀。该事件及其余波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英国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     

丁文江科学思想评析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地质科学家,丁文江对科学有看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丁文江强调分类和归纳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并提出了“科学万能论”,要求以科学作为评判一切价值观念的基本准则,体现了浓厚的唯科学主义色彩。丁文江对发展科学事业提出的诸多见解,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中国当代科学批评的思想传统及其语境

中国当代科学批评领域已经成为古今中外形形色色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争夺现代社会话语权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西方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思想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纷纷在彼此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和语境中以其特殊的言说方式建构着各自不同的科学批评纲领;中国科学批评领域持续泛滥的神秘主义思潮正在逐渐腐蚀着人们的理性精神;蒙昧主义开始浮出水面.构筑科学批评的理性平台迫在眉睫.     

简评罗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是与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不同的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思潮。主要有六个研究主题,分别是:科学的反本质主义;科学实践的非解释性;强调科学知识的物质性;强调科学实践的文化开放性;颠覆科学实在论或科学的"价值中立说";对认识批评或政治批评的承诺等。这一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传统命题的合理性提出挑战;丰富了科学研究的主题;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批评需要文化想象--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点思考

本文从艺术想象与文化想象、文学的价值向度与文化想象、文学批评与文化想象等关系域,提出并阐释了文学批评需要文化想象的理论命题.文中认为文化想象是全球化语境下,以文化为资源的社会性想象,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想象;在现时态的文学中,想象的多元以及由此而生的价值向度的歧义,呼唤着有意义的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从来就包含着科学的文化想象,当代文学批评要与批评的对象相适应,不仅要对文学中的文化想象予以臧否评价,而且它应当以积极的文化想象为前提去批评,更多地给人以理想和憧憬、给人以信仰和形而上的支持,从而不失其批评的职责.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